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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文艺春秋
9:01am 12/08/2022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的星洲战友
作者:伍燕翎

与大多数曾经旅居新马的现代作家一样,与南洋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却因为他的性命终于南洋,铺垫了一场“生死恋”,这七十多年来终究叫新马的读者引以为憾。旅居新马只有三年两个月的时光,然而他带给当时新马文坛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至今未退。

1938年底,带着婚姻的伤痛抵达新加坡。“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万死干君唯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这是《毁家诗记》的第16首,后来详加注解:“建阳道中,写引二十八字寄映霞,实亦决心去国,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此诗写于他前往南洋途中,隔年于香港的《大风》刊载。这话竟是一语成谶,“”成为马来西亚一代写作人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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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之后,开始接手《》多份副刊的编务。对这位早在上海已办过《创造》季刊的专业编辑而言,这份任务绝对难不倒他。他先是接下《晨星》、《繁星》,之后又有《》和《星槟日报》星期刊的 “文艺” 副刊,同时创办了《半月刊》的“文艺”,所编辑过的文艺版位实不能尽数,见证了战前纷纭多元的文艺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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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就铁着“上南洋作海外宣传”的心志,这时期他已不再写小说,也不可能再有心思写小说,倒是抗战的政论和文艺随笔,他写了不少。抵步南洋不久,即1939年1月1日,《》的新年特刊即刊载他第一篇政论〈估敌〉,此后一周内每隔几天,《晨星》和《繁星》都有他的文章,从不间断,直至日军占领,逃亡避难荷属印尼。

1939年,拟出版《十年》,记述30年代新马社会的发展变迁,找来了关楚璞任主编,其他编委则有、姚楠、许云樵等。按姚楠的记述,当时非常忙碌,社交应酬也多,《十年》的编纂,实际上是处于顾问的地位。当时姚楠已开始投身南洋研究的工作,隔年,他和刘士木、张礼千、许云樵等人于新加坡成立“南洋学会”,并创办《南洋学报》,不仅参与了该学会的发起,同时担任了两届理事,对南洋研究的工作非常支持。他著名的南洋游记〈马六甲纪游〉即发表在第一辑《南洋学报》上。

彼时正是烽火战乱之时,个人生死和国家安危,朝夕不保。和他的南洋战友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也为了学术与知识的推动,努力办报、写作、研究,同时协助促进马华文艺的发展。身陷绝境,他们更是惺惺相惜。和王映霞破镜难圆,最终决定在协议离婚,时任《》总编辑的关楚璞即是见证人,他说郁王二人离婚后,认为不做夫妻,作朋友也好,短期内仍同居,王映霞回国之前,还在新加坡南天酒楼设宴,题诗送别。

姚楠和也是同仁编辑,私下交情甚笃。1939年,姚楠还在报社工作。战乱时期,他想在南洋成家,举办婚礼,但因为双方家长都在上海,只好找来比他大十几岁的作主婚人。姚楠回忆道:“他一口答应,后来我们结婚时,他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盖章,使我们的婚约产生了效力。《十年》的编纂处同人那天大部分到场参加,并拍摄了团体照。这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作为纪念。”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逼近新加坡。不少南来的文化人陆续回国,包括姚楠。这时已为儿子郁飞买好了船票,并请随行的姚楠照料,自己却留了下来。新加坡沦陷之前,逃往苏门答腊。曾任《南洋商报》编辑的张楚琨,也是当时跟一起逃亡28人中的战友回忆,就在防空壕里问过他,“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他的回答是——“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身在战乱中的文人战士,命运堪虞难免。1945年初,他写下遗言:“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是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8月29日,从此“消失”了。

今天,我们再读在南洋最后的文字,唏嘘无比。他于1940年4月19日《晨星》上写道:“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即以我个人的境遇来说,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他们虽都不是文人,他们也都未曾在报刊上做过慷概激昂的文章,或任意攻击过什么人,但我却很想以真正的文人来看他们,称他们是我的表率,是我的精神上的指导者。”

,一个真正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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