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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读家
11:33pm 21/08/2022
【读家】语言的珍珠
作者:苏颖欣、佐摩(Jomo Kwame Sundaram)

数个月前,学者出了一本比较三语习语和谚语的英文书,苏颖欣有感于中文圈子未留意到此书,于是将她与佐摩教授为此书合写的序文译成中文,让【读家】“独家”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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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明(Ding Choo Ming)教授的新作《常用习语和谚语及其对应词》(Common English Proverbs and Equivalents in Malay and Chinese )全面汇编了超过2600个英语、华语、马来语习语、成语、谚语和歇后语。这部巨作让读者能“克服查找3种单语谚语的繁琐和耗时方式”,也是陈教授在他毕生热爱的领域孤军奋战的最新作品,更推动了世界内部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谚语是建基于民间智慧和共同经验的传统表达方式。这些简单但意义深刻的短语构成了一种民间文类,以日常口语的形式代代相传。正如陈教授所指出,一些源自学者或知识分子的谚语固然属于文学形式,但最通行的习语和谚语通常是由各行各业的人们口耳相传而普及的。这就把通俗朴素的习语和谚语与其他表面上更“高级”的文学形式给区分开来。这种任何人都可信手拈来的表述,捕捉并折射出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思想,进一步反映了人民的社会生活。

马来谚语对文化和社会的精辟见解自然也吸引了殖民学者的兴趣。早期学者如Edward Shaw Hose(1933)、Arthur W. Hamilton(1944) 、Richard Winstedt(1950)和Charles C. Brown(1951)都曾在上世纪前半期编选和翻译马来谚语。有些人会认为这种“殖民知识”虽然是东方主义的,但也反映了殖民学者对马来知识、意识形态和文化系统的求知欲。独立前后的本地学者也加入这行列,包括Md Yusuf Harun(1955)、Izhab Ismail(1957)、Syamsuddin bin Muhammad Yunus(1959)、Abdullah Hussain(1965)、Sa’ad Shukry(1961)、Ungku Aziz和Johan Jaffar等。

◢民间智慧保存在简单的语言

编纂的马来社会活动家Sa’ad Shukry将习语和谚语称为语言的“珍珠”(mutiara)。他指称的是各种古语(kata-kata tua)、格言(bidalan)、俗语(pepatah)、谚语(peribahasa)和比喻(perumpamaan)。珍珠是自然形成的宝石,即使只有一丝光亮也会熠熠生辉。同样地,民间智慧、道德价值和规范也保存在简单却富有隐喻的语言中。他们照亮生活,甚至指引方向。尤其,恒久的谚语并非时间凝固的结果,使之成为无法复原的、没有当代意义的传统。相反地,他们之所以永恒不朽,正是因为他们的延续性和自然变化继续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某些谚语的起源或许已和当今使用者无关,但他们仍能以类比和相似的意义保有其价值。即便除去他们的起源和脉络,仍能说明人类生活中许多永恒不变之事,包括最平凡的东西。因此,透过借鉴共同的文化和过去,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他们,谚语也为老百姓发声,有时甚至成为弱者从先辈继承的武器。

谚语表现出的文化历史根源和脉络,在比较之下更加明显和清晰。因此,这本书在现有的众多成语和谚语词典和汇编当中,可说是珍贵的补充。熟谙华语、马来语和英语的陈祖明,比较了马来西亚这3种主要语言中含义相近的谚语。由于历史、文化和语言的发展并不遵循数学般的精确模式,因此这些词语并非完全同义。无论如何,陈教授认真检索这3种语言中意义相近的习语和谚语。语言中共享的人性使这个工作成为可能,并且体现在价值观、道德和规范的普遍性上。然而,我们也会在其中发现差异性。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只有共享特定经验、历史,甚至是表达方式的特定文化群体,才能领会某种语言表达的意义。

举例而言,英语谚语“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 shall appear”(说到魔鬼,魔鬼就出现)有一个近似的马来谚语表达,即“katakan hantu, hantu akan muncul”,但陈教授引用了不同的中文说法来表达类似意思,即“说曹操,曹操到”。显然,中文的对应说法是来自中国经典小说《三国演义》。另一个例子是“Like father like son”,中文的对应谚语是“虎父无犬子”。相较于英文谚语的中性意涵,中文说法却是褒义词,也反映了中国的父权文化。对应的马来谚语是“bagaimana acuan, begitulah kuihnya”,直译为“模具(形状)如何,糕点(形状)也会如此”。这个马来谚语的说法是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谚语的形成是如何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提取的。而且“acuan”一词是从淡米尔语“accu”(அச்சு)借来的,再次反映了马来世界内部的文化影响虽然相互连接,但起源却不同。更别说一旦考虑到各种文化来源的多元性,例如在地和区域的历史和各种方言等,那故事就更加复杂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举了陈教授在此书中编选的逾2600个条目中的两个例子而已。

▲〈我是反常、怪异或者仅仅是不同于一般?〉(邱克威译)刊载于2018年第13期《学文》期刊。

◢陈祖明从小就爱马来文化

这本书可以看作是陈教授半个多世纪来在3种语言、文学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刻苦钻研的成果延续。正如他在回忆录“Am I weird or just different”(〈我是反常、怪异或者仅仅是不同于一般?〉)中叙述的那样,他在霹雳实兆远完成华文中小学教育,但与众不同的(却也非独一无二的)是,陈教授从上大学开始就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马来文学的研究中。他属于受50、60年代国语运动影响的那一代马来(西)亚华人。不过,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同行不同的是,他们组成了一个颇为强健的马来研究社群,而陈祖明在长堤以北这头则走着一条更孤独的路。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爱上了马来语和马来文化,并透过阅读马来报章、故事书和收听马来亚电台(Radio Malaya)来自学马来语。1960年代末,他获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系录取,在那里学习了爪夷文、荷兰语和爪哇语,为今后研究马来古典文学铺路。

毕业后,陈祖明在国民大学敦斯里拉南图书馆工作,设立了重要的东南亚研究馆藏,更同时继续钻研马来古典文学,兼职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来自蓬恩加岛(Pulau Penyegat)的作者Raja Aisyah Sulaiman所写的hikayat(故事),预示了后来对廖内群岛女性创作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研究工作。他也研究土生华人创作的班顿诗歌(pantun),那是他职涯中的另一项里程碑。最终他搜集了马来世界各地区以不同语言写成的12万首土生华人班顿。

虽然马来西亚是个多语社会,但鲜少有跨越语言隔阂比较英语、马来语、华语和其他马来西亚语言和文学作品的研究。这类比较研究的挑战是必须同时处理共同之处以及差异矛盾。这样的工作无疑是困难且耗时的,也鲜少得到官方支持。

陈教授虽然早已从国民大学退休,但仍然坚持不懈地追求他热衷的事物——即便这个工作很少得到认可,更别说获得多少支持。他编纂和展示马来西亚在地知识传统的严谨努力,除了一小部分的爱好者之外,基本上没有得到应得的认可。由此,所有热爱马来西亚、其人民、文化和语言的我们,都深深感激他的付出。

(本文译者按:本文为Common English Proverbs and Equivalents in Malay and Chinese一书序言的中译。该书于2022年由策略资讯研究中心[SIRD]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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