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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am 12/09/2022
【当我们立场不同/02】安焕然:尊重不同的声音,我们缺乏真心和独立的判断。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刘永发

【当我们立场不同/02】安焕然:尊重不同的声音,我们缺乏真心和独立的判断。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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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宪问》(注:孙,通逊,念xùn)

教授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的办公室会面,四面墙回荡他爽朗的笑声。他在星洲日报言路版开设〈边缘评论〉专栏多年,有时文章一出即腹背受敌。同一个课题,被立场两端的人指他站在对立面,难道站在中间不行吗?呵呵呵呵!(读者有机会真该听听老师的笑声。)

网络从来不是平静议事的场域。他用孔子的话自勉,国家社会讲道理时,要直接说出看法,做正确的事;国家社会不讲理时,还是得坚持原则做对的事情,但言语就要婉转些。

至于网络上对自己的恶言,甚至人身攻击,他看得很淡。因为很早就看清,“你太过执着某些东西是没有意思的……”

那年研究所一年级,父亲突然病逝。安焕然整理遗物,重读与父亲往来的书信,眼泪簌簌。

“我们的想法越来越分歧,后悔把你送去。”原来父亲晚年这么想,可安焕然收信时并不以为然,还觉得自己站在真理一端,是父亲还未突破。

“爸爸您的思想落伍了,跟不上时代,真相事实不是这样,历史也不是这样。”这是他用得语气最重的言辞,想必伤了父亲的心。

那是怎样的时代?回溯30年并不够,安焕然把时光机调前到儿时时光。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原则是成长经验和知识累积的成果,是怎么样的生命经历,让父子走向分歧?

“我父亲是老左。”安焕然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人民画报》,是从新加坡偷偷带进新山的。父亲带他看的是香港凤凰影业、长城影业的左派电影,劫富济贫的《我来也》、民族意识强烈的《甲午风云》,《刘三姐》他也看了七八遍。他的世界没有邓丽君,在父亲看来那是靡靡之音,但小学他就能将《黄河大合唱》倒背如流。他看父亲看的书,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意识形态强烈得老师都紧张,特地开导他要涉略不同领域的书。少时的他和父亲一样,爱那个中国。

【当我们立场不同/02】安焕然:尊重不同的声音,我们缺乏真心和独立的判断。
安焕然:我们的社会不缺立场,而是缺乏可否容纳、尊重不同的有理据的声音。
台湾升学,从看见

独中生的升学路选择本就不多,欧美太昂贵,中国还未改革开放,台湾则标榜是中华文化复兴基地。所以当年,父亲是同意送他留台的。只是,1988年赴台,他着陆的是刚刚解严,整个社会最震荡的台湾。而他身处台南成功大学,又是民主化和本土化最强烈的地方,学运蓬勃的校园。

影响他至深的,还有两件历史大事。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台湾媒体刚开放,派记者亲临现场。安焕然隔海看到第一手画面的电视报道。“那对我是强烈的冲击,认知到当代中国出现什么事情,而不是一窝蜂美好的‘光荣兵’那种想法。”

对他思维有更大改变的是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安焕然的学长姐绝食抗议,老师亲上前线声援学生。“我们感受那个氛围,他们对民主化的追寻,而且成功了。”

“台湾的民主化、本土化运动,让我意识到这些东西可以在自己的国土成为可能。”安焕然不假思索决定学成后一定要回国,“我们回来就是要建设马来西亚本土化的东西,就算是华人也要有本土化的自主性。”

最切身的经验,是被情治人员请吃饭。野百合之后,民主言论开放且热络,成功大学外的广告墙贴满政治言论。有本土派学生写,国民党派专车接送侨生去投票,还骂侨生是国民党的狗。安焕然按捺不住怒火,写大字报还击,别把侨生当作政治的筹码、羔羊,赴台读书被冠上“侨生”身分,也不一定是他们要的。

笔战白热化,连记者都来关注。安焕然还想再战一回,结果回到宿舍就看到字条,心知完蛋。情治人员请吃饭,他气愤点了最贵的排餐,却不知吃了什么味。对方扮好人说,“拜托一下,不要再写了,太激烈了。”

【当我们立场不同/02】安焕然:尊重不同的声音,我们缺乏真心和独立的判断。
安焕然以《论语·宪问》的文章自勉: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立场不同,父子对话渐行渐远

那个年代,在台湾本土派眼中,中华民国为了要代表全世界中国人,广开侨生学额,占了当地人的机会。其中一名情治人员告诉安焕然,“其实你们过来的也有很多是很好表现的,你要让他们心服口服,就拿出你的成绩来。”冲着这句话,他定下心来奋发读书,大二、大三、大四都考取全级第一名,还以第一名考进研究所。

那起风波反而促成了他和本土化学生的对话。他生气,但是一个本土派的学姐告诉他,“你不要生气,你要了解他们生气的理由。”原来,把共同经历说出来,其实是可以对话的,思维也改变很多。

也就是那些经验,安焕然开始和父亲就不一样了。他不再像父亲那样拥抱大中华民族主义,“以前我很仇日的,我唱《黄河大合唱》的啊,结果最仇日的娶了日本太太。”大学时期,安焕然已经和日籍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太太交往。打破民族主义后,父子对中国的认同不一样了,他不再认为凡事都是中国好。书信间,父亲提一点他就反一点,甚至觉得父亲不可理喻,越来越不能沟通。

可是回过头站在父亲的角度,他也没有错啊。“他在中国出生,临死前也想回去海南岛,那里还是他记忆的地方,他有原乡的情怀……”检视父子各自的成长经验,安焕然这才明白,“他也有接收资讯和认同的意识,你怪不得他。”

其实,父子俩从小亲近,要不是当年父亲的藏书,安焕然也不会培养出对中文和历史的兴趣。失去父亲后,他自问拿那些立场去跟父亲争论做什么?得到什么?改变不了他的想法,那为什么不能在谈笑之间大而化之?如果可以重来,安焕然只会回一句:“是啰,我肤浅。”

这也就是为何,安焕然在还没进入网络时代时就看清,过于执着争辩立场是枉然的。“你牺牲掉你的亲情来执着你的意识形态!”

【当我们立场不同/02】安焕然:尊重不同的声音,我们缺乏真心和独立的判断。

这个社会不能反智,我们需要有独立的判断

你在执着什么立场?什么意识形态?

香港反修例运动(反送中)时,安焕然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的觉得他站在香港那边,支持香港的觉得他伪善。两个极端的人都要他立场鲜明,非黑即白,几乎没有中立的选择。

谈马来西亚政治,他主张选党也选人,但舆论好像只能二选一,结果他同时被骂成国阵的训犬,又被指是希盟的支持者。509大选时,曾经教过的学生在他的脸书留言“看事情很透的人会早点死,因为泄露天机”,疯狂到可以咒人早死。回看,安焕然说当时人们好像什么都不管了,“只有一条路,就是把纳吉打倒就对了,其实他们只打倒马华而已。”

中港台议题和马来西亚政治很容易在本地华社引起两极对立,随之而来的是非人化的标签、人身攻击、恶言秽语。安焕然觉得,那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所接受的资讯有很大的关系。“民族意识的魂会被叫出来,很像‘叫魂’,有点义和团式的,等着被勾魂,被唤醒,变成不能去好好谈。”

不是不能有立场或意识形态,安焕然认为,我们的社会不缺立场,而是缺乏可否容纳、尊重不同的有理据的声音。媒体与时事评论界需要发挥比较独立,而不是靠边站的声音。

安焕然说,五四运动不只我们缺乏的是真心和独立的判断,在两边之间取得持平的论述,需要有知识的支撑,而不是反智。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尊严的召唤,还强调对事物的独立判断。“独立、批判思维是我们社会最重要的东西,但现在常常是跟着感觉、立场走,变成是很反智的情况。”网络时代常见,很多人只有立场,没有判断,就只会找寻很多资料来支撑自己的立场去反击对立的论述,而且是用很强暴的语言。

“有时大而化之,没什么的。”面对立场不同的亲友,安焕然通常不会用力争辩,即便网络上辩过几句,事后见面还是可以一笑解恩仇。“但是如果网络上有一些挑衅、傲慢的言论,会影响到其他人,那我就会讲(还击)。”因为他坚信,这个社会不能反智。

相关报道:
【当我们立场不同/01】不是每个议题都争输赢,请用真理说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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