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德政.从开拓者退化成猪仔

开拓事业异常艰辛，因此当时华人先民都以传统的会党组织形式“抱团取暖”。如果说这个时期的华人都是猪仔，是讲不过去的。谁会相信海山公司的带头大哥，回家乡招兵买马，跟兄弟歃血为盟，是为了卖他们猪仔？这些人是带头大哥剥削的奴隶吗？奴隶们因破产而被卖到南洋当猪仔，不能捍卫本身的财产权，难道会义无反顾替奴隶主打江山吗？当然是为了维护本身财产，才会跟着老大打天下。

早期华人先民的彪悍凶狠，英国人极为忌惮。后来出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瑞天咸，在回忆录里写下初遇“吉隆坡甲必丹”的情形。当时打完雪兰莪内战的叶亚来对他说：“那张桌子是我算人头的地方，哪个弟兄带一个敌人人头放在桌子，我就赏一百元。这是比较快计算奖赏数目的方法。”

当然，这种血性汉子，在英国殖民当局建立行政体系后，已不复见。20世纪初，数量更多的新客华人到来，当中有契约劳工（Contract labour），也有债奴（Indentured labour），多从事粗重的苦力（coolie）工作，没有所谓的劳工权益和安全保障。

我们绝大部分华人的祖先，都来自以上不同群体，这要追溯个别的家族史才能细分。若拿部分时段来讲整个大局的历史，则是“见树不见林”。

华人先民的刻苦耐劳，广受各界认可。1903年大清驻新加坡领事孙士鼎在奏折提起他赎回落难“猪仔”的事迹，并指南洋的开发不能没有华人，因为“白人体弱不能胜，棕人智短不能胜，莫不用华人。”

瑞天咸也说：“华人很勤劳和富有生产力，但没有英国官员的管理所带来的秩序和法律，华人不可能大量涌入这个地方。”华人为遥远的欧洲工业革命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这就是大英帝国对华人最为赞赏的“经济价值”。

到了1930年代，陈祯禄呈给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提供无穷无尽的勤劳、可靠和有效率的劳动力，华人不像爪哇人和印度人，他们愿意以任何数量成群结队到马来亚，以满足马来亚经济发展的需求。”

陈祯禄认为，华人垦殖民（Settler）是克服热带恶毒阳光、大面积茅草（lalang）和茂密森林的主力。这些极度耗费体力的开荒工作，“未必适合淡米尔人、马来人甚至是爪哇人去干” 。

无论如何，这些祖辈的刻苦形象已经远去。事实上，物质充裕的环境，造成后代子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当代华人子弟的竞争力，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不行，不但体力退化，吃不了苦，甚至在智力上也退化，丧失基本判断力，被邻国“高薪工作”诱惑，宁去诈骗也不愿老老实实、脚踏实地打工创业。

我们华社在这个年代不断上演“猪仔悲歌”，其实是从开拓者退化成猪仔的悲催史，不争气就怨不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