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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本报特约
7:40am 03/10/2022
甘德政.大屠杀教育与种族关系
甘德政

不论生活在哪个国家,人们都必须对种族灭绝的危险保持警惕,其终极目标就是弘扬,远离罪恶。

最近我国在全球最排行榜中名列第二,引起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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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善种族关系,就必须与国际接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大屠杀”,是促进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环。不论生活在哪个国家,人们都必须对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危险保持警惕,其终极目标就是弘扬人道主义,远离罪恶。

“大屠杀”是很沉重的字眼,在我国多元种族社会的“政治正确”氛围下,很少人讨论这个“敏感”议题,但它在国际上是一门显学,有关“大屠杀”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大屠杀”如何改写历史进程,案例多的是。

也许自小成长在多元种族国度,加上长期在文化霸权笼罩下,造成的“心理阴影面积”极大,背负着“少数民族占据多数财富”的“原罪”,似乎成为我们这个“他者”的“宿命”,也直接训练到我们“本能”地对任何影响到种族关系的风吹草动,都保持高度敏感。出于个人志趣,我阅读了一些“大屠杀”题材的书籍,并大致归纳成三种论述:

(一)环境决定论:19世纪英国学者马尔萨斯提出“人口陷阱”理论,他悲观地认为,食物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当人口超过资源的极限后,战争、屠杀、瘟疫、饥荒等人为大灾难就会周期性发生,以减少人口来调节社会压力。希特勒从中找到思想武器,他认为这个世界的资源有限且匮乏,所以必须以武力夺取“生存空间”。

(二)心理决定论:这一派学者假定“人性本恶”哲学,主要分析希特勒等独裁者的“成魔”过程,如成长经历、童年阴影等,作为日后掌权制定屠杀政策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屠夫需要“沉默大多数”服从配合,阿伦特因此提出经典论断:“平庸之恶”。她认为,犯下最大罪恶的人,往往就是驯化于体制、丧失思考能力、超乎寻常的浅薄、盲目服从上级、对不公不义现象展现思考无能的平凡普通人。

(三)体制决定论:施耐德在著作《黑土》提出新观点,他认为体制最为关键,特别是政府机器中的行政官僚体系,才是“大屠杀”的最终执行力量。“黑土”在中欧形成,主要是这里的国家主权已被纳粹德国和苏俄消灭,一国主权既不存在,主权之下法律条文所赋予公民权力也就不存在,所以这里的犹太人从法理上找不到保护来源,杀戮的情况也最为严重,这是人类罪恶的终极形式。

综合以上三种,就形成一个完美的“希特勒世界”,其意识形态威力不在于其邪恶性,而是本质上就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和吸引力,足以驱动很多思考无能的人赴汤蹈火,甚至犯下反人类罪行也在所不惜。

按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划分法,马来西亚处在四大文明之间,却没发生像其他国家解体后的惨状。事实上我国种族关系的表面和谐,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压制所换来的社会稳定。

还好我国家底还算雄厚,土地资源和人口比例不至于短期内掉入“马尔萨斯陷阱”。但随着经济恶化、竞争力无法提升、资源越来越稀缺、年轻人缺少社会向上流动途径,这种恶性循环到某个临界点可能就会加速。

如果我们要从教育层面来改善“种族关系”,我认为必须纳入“大屠杀教育”,这是为了让下一代学子对人类罪恶有更深的理解和反思,也让我们的社会少一些平庸之恶。我们永远不知道人类内心的黑暗力量到底有多深,面对它和正视它才是防止历史重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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