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子豪.限制自由与经济发展

欧美的工业革命时期是经济发展的转折点。那个时候，普罗大众没有自由可言。很多人自小就被资本主义束缚，直到年迈都没有任何生活自由可言。但是，经济基础稳固之后，也就是上个世纪二战过后，欧美国家人民才逐步追求自由。

然而，在同一个起跑点，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比较，要求最高限度的自由，似乎限制了国家整体上的经济发展。

以两个国家作为比较：中国和印度。

中国的自由程度可能不及印度。中国网上某些敏感课题的言论很可能在最短时间被系统删除；户籍制度也限制市民到另一个城市发展；电影里很难找到任何影射国家制度、中央政府的题材；加上没有一人一票的普选，一旦政府实施封城，人民的态度不是最大考量因素。

在印度，言论自由度很高，就连宝莱坞也毫不犹豫的“黑”自家政府，人民可以自由的在任何地方投票选择自己的政府。

但是就经济状况而言，中国可把印度远远的比下去。中国的高铁覆盖了整个国家，全程超过6万公里；印度的火车还出现人挤人，挤上车顶的情况。中国贫富悬殊一步步缩小；印度方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情况依然到处可见，贪污腐败问题严重，人民生活普遍上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

历史证实，自由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的国家，有利于经济成长。但是，过度的限制自由，则像朝鲜般，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更没有抒发的管道。

人民自由若被限制，那么一定要有相对的经济发展，才能平衡其利弊。中东很多伊斯兰国家，限制人民的同时，因是石油生产国而经济状况良好，所以人民都安居乐业。

但是自由被限制，换取秩序以确保经济成长的国家有两个常见的结果。如果遇到贤能的领导层，那么一切安好，如发达国家新加坡。但是如果人民活在水深火热中，像叙利亚、斯里兰卡、埃及等国家，可能会引发内乱。

同样的，如果已经步入发达阶段，人民教育程度水平提升，可以以公民意识取代政府给予的秩序，那么人民将逐步向政府索取更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