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反共抗俄”下的台湾，在以铁腕手段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宝岛上空仍然被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此时，怡保一位自称最爱台湾的独中生陈钦生在家人极力反对下，仍毅然踏上征途到“自由中国”的台湾深造。

他从未预料到，他此去就改变了他未来一生的命运，从此流落台湾，有家归不得。

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下，他因为触犯“亲共”之嫌而被逮捕，从此掉落万劫不复之地。

当时，他已就读成大化工系第三年，将他逮捕归案的就是台湾人民闻之丧胆的调查局。此恶名昭彰的机构，曾被喻为“明朝作恶多端的东厂”，坑人无数。

1971年3月，在台南的美国新闻处遭人袭击，调查局人员四处找真凶，陈钦生被指涉及此案而遭逮捕。

他被刑求、被迫写过无数自白书，他自认受冤而自杀3次，但却未成功。

他后来被台湾定罪为曾涉及马共活动，最终被判罪坐牢12年。

1983年，他获释，但已失去护照及身份证，从此流落台湾，仅靠人接济。当时，他身心濒临崩溃，但最终他还是苦尽甘来，在台湾结了婚，也有了孩子，从此长居台湾，过着后半生的生活，而我手上便有他所写的《谎言世界，我的真相》一书。

目前长居台湾的历史研究员杜晋轩正著手准备一本著作，名为《在白色恐怖下的马来西亚侨生》，仅由书名来看，在那个年代，“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下，在台湾就读各大专院校的马来亚学生当中，被调查局罗识罪名而被指涉及“亲共”者不只陈钦生一人。

杜晋轩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他在台以研究之便，翻查了在台湾处在“白色恐怖下”由侨委会、国史馆及外交部等部门的档案中，保存了不少案例，其中不乏冤案、错案，例如在1969年调查局将5名森州某校独中生被指“涉共活动”而遣返回马，毁掉了这些优秀生的求学前途。

杜晋轩为此而趁返马之便，想接触这些已晋入老年的学生，有意在他的书中为他们“平反”而不得，因而引以为憾。

我和杜晋轩相识，也是机缘，在台湾各有关部门翻查档案时，他赫然发现我的名字也在国史馆的报章档案中，且被列为“亲共分子”。杜晋轩通过其他渠道而联络上我，我也为此大吃一惊。

他后来将档案电邮给我，其中附上剪报内容，才晓得事件发生日期也是70年代初，正是台湾国民党处在“白色恐怖”下四处乱捉人的巅峰时期。

我当时在首都某报服务，写过不少评论时政文章，当然也批评过国民党，结果被列入黑名单。

台湾情治单位的办案人员，多是庸材，常把替中共说句公道话的人列为“亲共份子”，制造不少冤案与错案，也给本身制造了更多麻烦，难怪民进党连他们的党产也没收，让国民党没钱再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