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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喜欢杜甫,把杜诗神化到“无一字无来处”,非得有丰富学识不能读。就连大臣上朝,也会趁隙谈杜诗。其中有个吴姓官员,常缠着叶涛谈杜诗。叶涛很不耐烦,皇帝还没上朝,他就搬凳子到外头坐。有天下雨,他也不避,人问其故,他说:“怕老杜诗”。
我谈“母语教学法”也近十年了,某天古校长便对我说:“讲座上半场很好,下半场我忘记提醒您不要讲母语教学……”呵呵,我马上联想到叶涛。
自当老师以来,我从不用旧讲义。每一次演讲,乃至课堂每次教学,我都会重新组织材料。如此螺旋式的学习,才会确保教学相长。由于收集课后反馈,对听众的异见或不解之处,我会再去发掘新材料,以补之前的不足。实践和理论结合后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不见得讨好。一是难以取信学术界,二是不易说服只管听从指示行事的教育工作者。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感受到华文作为学科不为大家所喜爱,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如此。中学同学大多都选择放弃报读。早期我让师范生去调查小学生最喜欢的科目,结果首选华文的人数只有逐年下降。
我的“母语教学法”就是立基于这样的观察而提出,虽没有一家之言的意图,却也致力穷究人天之际,以通古今之变。
这期间发现我们的社会有妄自菲薄的趋向,常认为我们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所以反对把华文作为母语来学习。先天不足我是同意的,后天的努力不是比失调更好吗?我到南京留学,先天不足的感受更加深刻,却因此发奋图强,尽量看古籍,看学术报告。结果答辩时,主席即席宣布他要他那和我同题的博士生换题目。
目标明确、方法得体、环境得当,一切将化为可能。这三者不是师者所能提供的吗?为什么我们对儿童不加多几分的尊重,对未来不抱多点幻想,憧憬明天会更好,宁愿画地自牢,自我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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