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限缩／01】削弱的自由，掙扎中坚守──政变与瘟疫下的新闻自由

今年4月份公布的全球新闻指数其实是根据去年表现判定。那么，今年我国表现如何？

2020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全球肆虐，各国都陷入公共卫生危机。在马来西亚，2月份喜来登政变，国盟政府上台后备受质疑，引发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危机。瘟疫与政变两大危机夹攻下，传播力强大的新闻媒体成为国家权力瞄准的目标，新闻自由受到严重打击。

Quest国际大学大众传播系主任黄妙鸾副教授认为，5月份以来多家媒体机构和新闻从业员遭传召录供，其实都是政府杀鸡儆猴的例子，目的在于政权危机管理——控制言论以稳住政权。一家媒体、记者遭到对付，也可能令其他媒体害怕，下次处理相关新闻要“小心”。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提到，当国家权力面对危机，会用两种方法应对。一是比较温和的方式，例如透过教育、传播散播意识形态，进而影响并取得人民认同（consensus）；二是强制（coercion），用强硬手段如利用法令或出动军警，让人民服从。

黄妙鸾进一步解释，新政府并非民选，而是政客玩弄222个国会议席的数字游戏产物。新政府上任后要解决信任危机，获取人民认同，更要人民认可其抗疫行动。今年上半年政府对付假新闻散播者，包括一些知名人士，都成功取得人民普遍认同与支持。

“强制”方式就如运用法令对付媒体。以《南华早报》和半岛电视台为例，两家媒体皆因批判政府对待外籍移工的抗疫手段，遭到警方传召问话。黄妙鸾认为，当局并非针对外国媒体机构，而是担心那些报道所散播的讯息会动摇沉默的大多数，或影响某些群体觉得这种抗疫方式不正确。焦头烂额之际，当局更迫切压制异议，让人民接受它的做法。

自由是，尊严的高级需求

为何要谈新闻自由？尤其在瘟疫之下，我们还有精力关心新闻自由吗？连人身自由、民主自由似乎都可妥协了。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就提到，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依序是“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严”和“自我实现”。

自由是属于“尊严”的高级需求，而瘟疫肆虐，首当其冲的是“安全”需求。因此当政变与瘟疫同时发生，人们更关心如何不被传染，接着是工作不保、裁员减薪等生计问题。黄妙鸾认为，政府也了解到民众的基本需求，陆续颁布很多援助措施。因此，现任政府是否符合民意的心思都被抛在脑后了。

试回想，2月底3月初，人们对政客的政治操弄根本来不及反应，就面临第二波疫情。疫情加剧，人心惶惶，你我多把重心放在如何应对冠病、避免被病毒感染，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理会政治。

直到过了大半年，人们对疫情有所认知和缓冲，这才回过神来关注政治。这点可以在最新一波政治攻防看出，尤其首相慕尤丁觐见国家元首建议颁布紧急状态，引起巨大反对声浪。

掌权先管资讯

“现有媒体相关的法令不是今天才有的产物，也不是国盟或国阵的产物。”黄妙鸾指出，英殖民政府早就已颁布印刷准证的方式来控制报纸。到了1980年代国阵政府马哈迪执政时期修正很多法令，缩紧言论空间；后来顺应科技时代，又多了多媒体法令。政府只是运用现有的媒体相关法令来控制言论，以达到政治目的。

回顾历任政府，黄妙鸾指出，国阵时期政府很明显地控制媒体。马哈迪时代，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有3家媒体被勒令停刊；纳吉时代，《The Edge周刊》和《The Edge财经日报》也遭停刊。

她分析，希盟政府只历时22个月，任内废除了假新闻法令，也尝试设立媒体理事会，但换政府后没有下文。国盟政府至今任期更短，不仅对新闻媒体自由没有贡献，反而限缩得更紧，沿用回国阵那一套。

论各届首相，其实都出身自国阵巫统。黄妙鸾指出，当国家整体政治架构没有改变，一些更动都是换汤不换药，例如纳吉任内虽废除内安法令，但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SOSMA）取而代之，同样能未审先扣。

黄妙鸾直言，媒体相关法令很难废除。一来，当人民还不能自律，国家权力有绝对理由说“我必须来管你”；二来，政治架构没有改变，除非有一批完全不是国阵出身，不是分裂再分裂出来的人很有毅力地改掉整个政治结构，才有可能慢慢改变。“但是，我们还在原本的架构，同一批老人治理国家，这些法令正好用。”

当然，废除这些法令就自由了吗？黄妙鸾再三提醒，我们应该认知这是一份必须负责任的自由，你我对发送出去的讯息都要对自己和发送对象负责，放大来看，这也是建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责任。

我们关心新闻自由，也得了解自身对言论自由的掌握。黄妙鸾观察发现，网络媒体崛起出现大量假新闻，证明人们的数码媒体识读（Digital media literacy） 还是很低落，例如瘟疫期间到处散播的“安哥安娣广播”，错误发布确诊消息或冠病偏方。

黄妙鸾提醒，网络时代，人人不仅是讯息接收者，也是传播者。别忘了，当我们在自己的小众平台发布消息，也等同于传播资讯，引导舆论。

“只要一天人们不能意识到自己要自律，做负责任的讯息传播者或接收者，媒体相关法令就还会在。”黄妙鸾提醒，“国家权力有绝对的理由保留这些法令，因为你不能自律。”

【2020年至今惹议的新闻媒体相关事件】

●4月，新闻局文宣分享假新闻类型包含“深植对政府领袖的仇恨”，公民团体批评定义不明且混淆。

●5月，南华早报记者塔丝妮因在推特多次发表吉隆坡无证移民取缔行动，遭警方传召问话。援引法令：刑事法典504条文（蓄意侮辱及破坏公共安宁）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条文（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或网络服务）

●6月，网络医疗媒体Code Blue于今年3月份的报道，揭露2016年柔佛新山中央医院大火的独立调查报告，总编辑巫淑玲遭警方传召问话。援引法令：刑事法典203A条文（禁止任何人泄露在其任职期间或行使权力时所取得的机密资讯）

●6月，总检察长丹斯里依德鲁斯哈伦基于网媒《当今大马》的读者留言贬低司法体制，入禀联邦法院起诉《当今》和总编辑颜重庆藐视法庭。《当今》申请撤控不果，案件于7月13日审理，联邦法院决定择日下判。

●7月，半岛电视台纪录片《Locked Up in Malaysia's Lockdown 》被指不实报道，遭传召录供。援引法令：1948年煽动法令4（1）条文（煽动）、刑事法典500条文（传播污蔑新闻）、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条文（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或网络服务）

●10月，国会行政处宣布，疫情关系，11月2日国会复会仅限15家媒体进入国会大厦采访，所有网络媒体皆不在名单内。

●11月，被视为政府宣传喉舌的特别事务局（JASA，隶属于通讯及多媒体部），在2021年财政预算案中获得8554万9200令吉的行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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