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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2020
【新闻自由限缩/01】削弱的自由,掙扎中坚守──政变与瘟疫下的新闻自由
作者: 白慧琪(副刊记者)

2020年的马来西亚,宏愿没有如期实现,反倒是瘟疫与政变交错。对大部分人而言,这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一年。然而,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今年4月份公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马来西亚排名较2019年上升22名,位列第101名。

大马新闻自由真的进步了吗?今年5月份开始,多家媒体机构和记者陆续遭传召问话,援引煽动、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或网络服务等法条来调查……

这是事事萎缩的一年,且来看看,瘟疫与政变交错下的大马新闻自由。

●报道:本刊 白慧琪

何谓新闻自由?理论上,新闻自由保障新闻机构、新闻从业员能够在不被国家权力干预,不受经济压力,不畏惧强权的情况下负责任地自由报道,满足民众的知情权。新闻媒体肩负第四权,监督国家权力有无良好施政或是官员滥权等。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媒体必须提供正确讯息,成为辩论平台,让人民思考各种意见再做出抉择。

今年4月份公布的全球新闻指数其实是根据去年表现判定。那么,今年我国表现如何?

2020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全球肆虐,各国都陷入公共卫生危机。在马来西亚,2月份喜来登政变,国盟政府上台后备受质疑,引发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危机。瘟疫与政变两大危机夹攻下,传播力强大的新闻媒体成为国家权力瞄准的目标,新闻自由受到严重打击。

Quest国际大学大众传播系主任黄妙鸾副教授认为,5月份以来多家媒体机构和新闻从业员遭传召录供,其实都是政府杀鸡儆猴的例子,目的在于政权危机管理——控制言论以稳住政权。一家媒体、记者遭到对付,也可能令其他媒体害怕,下次处理相关新闻要“小心”。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提到,当国家权力面对危机,会用两种方法应对。一是比较温和的方式,例如透过教育、传播散播意识形态,进而影响并取得人民认同(consensus);二是强制(coercion),用强硬手段如利用法令或出动军警,让人民服从。

黄妙鸾进一步解释,新政府并非民选,而是政客玩弄222个国会议席的数字游戏产物。新政府上任后要解决信任危机,获取人民认同,更要人民认可其抗疫行动。今年上半年政府对付假新闻散播者,包括一些知名人士,都成功取得人民普遍认同与支持。

“强制”方式就如运用法令对付媒体。以《南华早报》和半岛电视台为例,两家媒体皆因批判政府对待外籍移工的抗疫手段,遭到警方传召问话。黄妙鸾认为,当局并非针对外国媒体机构,而是担心那些报道所散播的讯息会动摇沉默的大多数,或影响某些群体觉得这种抗疫方式不正确。焦头烂额之际,当局更迫切压制异议,让人民接受它的做法。

自由是,尊严的高级需求

为何要谈新闻自由?尤其在瘟疫之下,我们还有精力关心新闻自由吗?连人身自由、民主自由似乎都可妥协了。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就提到,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依序是“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严”和“自我实现”。

自由是属于“尊严”的高级需求,而瘟疫肆虐,首当其冲的是“安全”需求。因此当政变与瘟疫同时发生,人们更关心如何不被传染,接着是工作不保、裁员减薪等生计问题。黄妙鸾认为,政府也了解到民众的基本需求,陆续颁布很多援助措施。因此,现任政府是否符合民意的心思都被抛在脑后了。

试回想,2月底3月初,人们对政客的政治操弄根本来不及反应,就面临第二波疫情。疫情加剧,人心惶惶,你我多把重心放在如何应对冠病、避免被病毒感染,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理会政治。

直到过了大半年,人们对疫情有所认知和缓冲,这才回过神来关注政治。这点可以在最新一波政治攻防看出,尤其首相慕尤丁觐见国家元首建议颁布紧急状态,引起巨大反对声浪。

掌权先管资讯

“现有媒体相关的法令不是今天才有的产物,也不是国盟或国阵的产物。”黄妙鸾指出,英殖民政府早就已颁布印刷准证的方式来控制报纸。到了1980年代国阵政府马哈迪执政时期修正很多法令,缩紧言论空间;后来顺应科技时代,又多了多媒体法令。政府只是运用现有的媒体相关法令来控制言论,以达到政治目的。

回顾历任政府,黄妙鸾指出,国阵时期政府很明显地控制媒体。马哈迪时代,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有3家媒体被勒令停刊;纳吉时代,《The Edge周刊》和《The Edge财经日报》也遭停刊。

她分析,希盟政府只历时22个月,任内废除了假新闻法令,也尝试设立媒体理事会,但换政府后没有下文。国盟政府至今任期更短,不仅对新闻媒体自由没有贡献,反而限缩得更紧,沿用回国阵那一套。

论各届首相,其实都出身自国阵巫统。黄妙鸾指出,当国家整体政治架构没有改变,一些更动都是换汤不换药,例如纳吉任内虽废除内安法令,但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SOSMA)取而代之,同样能未审先扣。

黄妙鸾认为,政府打压新闻媒体,控制言论是为了处理瘟疫和政变后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危机。(图:黄妙鸾提供)
黄妙鸾认为,政府打压新闻媒体,控制言论是为了处理瘟疫和政变后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危机。(图:黄妙鸾提供)

黄妙鸾直言,媒体相关法令很难废除。一来,当人民还不能自律,国家权力有绝对理由说“我必须来管你”;二来,政治架构没有改变,除非有一批完全不是国阵出身,不是分裂再分裂出来的人很有毅力地改掉整个政治结构,才有可能慢慢改变。“但是,我们还在原本的架构,同一批老人治理国家,这些法令正好用。”

当然,废除这些法令就自由了吗?黄妙鸾再三提醒,我们应该认知这是一份必须负责任的自由,你我对发送出去的讯息都要对自己和发送对象负责,放大来看,这也是建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责任。

我们关心新闻自由,也得了解自身对言论自由的掌握。黄妙鸾观察发现,网络媒体崛起出现大量假新闻,证明人们的数码媒体识读(Digital media literacy) 还是很低落,例如瘟疫期间到处散播的“安哥安娣广播”,错误发布确诊消息或冠病偏方。

黄妙鸾提醒,网络时代,人人不仅是讯息接收者,也是传播者。别忘了,当我们在自己的小众平台发布消息,也等同于传播资讯,引导舆论。

“只要一天人们不能意识到自己要自律,做负责任的讯息传播者或接收者,媒体相关法令就还会在。”黄妙鸾提醒,“国家权力有绝对的理由保留这些法令,因为你不能自律。”

【2020年至今惹议的新闻媒体相关事件】

●4月,新闻局文宣分享假新闻类型包含“深植对政府领袖的仇恨”,公民团体批评定义不明且混淆。

●5月,南华早报记者塔丝妮因在推特多次发表吉隆坡无证移民取缔行动,遭警方传召问话。援引法令:刑事法典504条文(蓄意侮辱及破坏公共安宁)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条文(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或网络服务)

●6月,网络医疗媒体Code Blue于今年3月份的报道,揭露2016年柔佛新山中央医院大火的独立调查报告,总编辑巫淑玲遭警方传召问话。援引法令:刑事法典203A条文(禁止任何人泄露在其任职期间或行使权力时所取得的机密资讯)

●6月,总检察长丹斯里依德鲁斯哈伦基于网媒《当今大马》的读者留言贬低司法体制,入禀联邦法院起诉《当今》和总编辑颜重庆藐视法庭。《当今》申请撤控不果,案件于7月13日审理,联邦法院决定择日下判。

●7月,半岛电视台纪录片《Locked Up in Malaysia's Lockdown 》被指不实报道,遭传召录供。援引法令:1948年煽动法令4(1)条文(煽动)、刑事法典500条文(传播污蔑新闻)、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条文(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或网络服务)

●10月,国会行政处宣布,疫情关系,11月2日国会复会仅限15家媒体进入国会大厦采访,所有网络媒体皆不在名单内。

●11月,被视为政府宣传喉舌的特别事务局(JASA,隶属于通讯及多媒体部),在2021年财政预算案中获得8554万9200令吉的行政拨款。

延伸阅读:

【新闻自由限缩/02】我们与新闻自由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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