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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专题焦点
7:00am 12/11/2020
【新闻自由限缩/02】我们与新闻自由的距离
作者: 白慧琪(副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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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马来亚时代,一群记者罢工抗议政党接管报社。那是《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也是现今《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 Malaysia)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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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锋报》办报初期就亲独立、反英殖民政府。1957年马来亚独立以后,报社独立运作,自由批评政府,却也招惹巫统不满。巫统多次表明要介入管理,时任总编辑赛扎哈里(Said Zahari)率领罢工抗争,长达3个月。结果,趁他前往新加坡时,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禁止他入境马来亚联邦,吉隆坡的罢工运动遂遭联邦后备队驱散,《前锋报》自此成为巫统喉舌媒体……

读到这段历史,不知读者作何感受?我们距离新闻自由有多远,且听听本地资深媒体人分享过往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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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率领《马来前锋报》记者罢工的前总编辑赛扎哈里(1928-2016)。
1961年率领《马来前锋报》记者罢工的前总编辑赛扎哈里(1928-2016)。

《海峡时报》剪报:1961年,巫统欲介入《马来前锋报》,记者群起罢工抗议。
《海峡时报》剪报:1961年,巫统欲介入《马来前锋报》,记者群起罢工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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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本刊 白慧琪

资深媒体人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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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01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日,前马共总书记陈平逝世,《星洲日报》以此作封面头条。时任执行总编辑郭清江预知会有“麻烦”,特别设计双封面头条,内页头条是“大马今日成就靠奋斗”。

“以过往经验,我们知道政府的尺寸到哪里,但也必须捍卫读者知的权利,根据新闻重要程度来安排版位,所以根本没有在害怕。”

当然,也有出乎意料的时候。2015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星洲日报》以此作头条,郭清江又被请去问话。当天恰好是柔佛苏丹登基大典。他说,李光耀是马新历史里重要的人物,在当天属于重大新闻。

提及当权者打压、干预新闻自由,郭清江自认从记者做到总编辑,经历得深入,几次进出内政部或者接获警告信,也曾面对政治人物干涉新闻。他直言,“当政府感到舒服时,会给你新闻自由;当它受到威胁,面对生存问题时,就可能会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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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回想,国阵马哈迪时代是他认为新闻自由最糟糕的时代,最著名的例子便是1987年茅草行动。在国阵时期曾有媒体总编辑、副总编辑被令辞职、放假,报纸被令停刊或者停刊夜报。

2015年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逝世,星洲日報以此作頭條,然而當天恰好是柔佛蘇丹登基大典,郭清江被請去問話。
2015年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逝世,星洲日報以此作頭條,然而當天恰好是柔佛蘇丹登基大典,郭清江被請去問話。

前馬共總書記陳平逝世恰好是馬來西亞日,郭清江預知會有“麻煩”,特別設計雙封面頭條。
前馬共總書記陳平逝世恰好是馬來西亞日,郭清江預知會有“麻煩”,特別設計雙封面頭條。

国阵阿都拉时代,管控开始放松,但也不是绝对自由。2008年时任巫统升旗山区部主席阿末依斯迈发表“华人寄居论”,报道这则新闻的星洲日报高级记者陈云清后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

国阵纳吉时代,政府稍稍改变方式,加强与媒体之间的联系(Engagement)。譬如,邀请各媒体总编辑出席闭门会议,分享一些可以知道但不能报道的内幕,例如涉及马新关系的敏感话题。比起过往,这种做法郭清江尚可接受。然而,触碰到1MDB案,《星洲日报》以5国政府调查此案作封面头条,隔天便接到首相署来电“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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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不会凭空掉下来

到了希盟时代,郭清江认为,的确看到政府要给予新闻自由,比如想要设立媒体理事会,立意都好,只是讨论起来面对实际操作问题。不过,星洲日报同时面对政治霸凌,政治人物不断指责报章以及干预新闻大小问题。他反问,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干预?

他认为,新闻自由没有绝对,但至少一直在进步。打比方,报章出现“后门政府”来形容现任国盟政府,内政部也没有来电问话。在他的经验里,过去不能用的标题、词汇,对政府的直接批评,都没有招来“麻烦”,比起从前已经相对自由了,只是仍不知什么时候会踩到红线。例如,《当今大马》读者留言事件后,星洲日报在社交媒体和网站都张贴免责声明,保护自己。

至于11月国会复会限制15家媒体,郭清江认为防疫与新闻自由之间有讨论空间,是不是可以在大堂设大荧幕、桌椅、采访区来解决?

作为资深媒体人,郭清江从未感到害怕,因为他深知新闻媒体和政府本就站在对立面,不必期待政府或国家领袖会给予新闻自由。“不要想像新闻自由会凭空掉下来。我们的责任是维护新闻自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郭清江指出,新闻自由没有绝对,但至少一直在进步。
郭清江指出,新闻自由没有绝对,但至少一直在进步。

【资深媒体人莫辛阿都拉(Mohsin Abdullah)】对于无法避免的事,希望能至少保持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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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就是马来西亚新闻业的情境,新的政权上任,所有事务也会更动。比方说A先生上任,自然会带他的人进来。”资深媒体人莫辛阿都拉回忆起当年离开ntv7,其实是预料中事。

莫辛阿都拉的记者生涯始于1977年,当初一点新闻热血都没有,过了下午5时就想放工回家,甚至不明白为何主管要临时调派他去采访突发事件。他曾服务的媒体包括《新海峡时报》、马新社、TV3、ntv7、《太阳报》,并参与成立网媒《自由今日大马》。他也曾在伊斯兰党党报《Harakah》任职,但没有入党。

说回那段马来西亚情境的故事。2003年马哈迪辞职,阿都拉接任首相之位,他的新闻秘书卡马鲁扎曼后来成为首要媒体集团的电视新闻总监。莫辛阿都拉正是应他之邀重返TV3,后来任职ntv7新闻与时事部总编辑。

莫辛阿都拉坦言,在ntv7的时候团队都尝试制作平衡报道。2008年大选,国阵痛失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优势,把其中一个原因怪罪于媒体,尤其是ntv7不够支持。他说,时任巫统主席阿都拉其实也没说什么,他的上司也表明首要媒体集团应该是全面。“你要看政府新闻有TV3,那ntv7可以制作其他新闻。”

阿都拉下台后,纳吉接班继任首相,亦如传统马来西亚新闻业情境,安排了自己的人选。莫辛阿都拉也“识趣”地离开。

他认为,1961年巫统接管《前锋报》开启了政党介入媒体的现象,《星报》和马华公会,《Tamil Nesan》和印度国大党都是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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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辛阿都拉希望媒体若无法避免受政党金援,至少要坦白,让读者自行选择。
莫辛阿都拉希望媒体若无法避免受政党金援,至少要坦白,让读者自行选择。

政治力量控制媒体并非谍报电影所诠释,当权者派间谍到媒体机构去。他说,我国的情况是当权者安插亲政府的人选到媒体机构的某些重要职位上,例如编辑,那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只要课题敏感,对政府不利,就会略过。

希盟政府踏出一小步要成立媒体理事会,唯现在没有下文。莫辛阿都拉强调,并非推销希盟,而是观察到他们并没有安插人到媒体机构里。“但也有人说,这也是后来希盟失去支持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控制媒体,不知如何反击那些不友善的媒体。”

至于现任国盟政府,“至少我现在写的文章都没有被要求删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由。”不过,他认为政府以疫情为由限制媒体采访,“对也不对,但的确是一种管控。”比如,国防部高级部长记者会仅限官方媒体(马新社和国营电视台RTM)采访,其他媒体都无法提问。

在这位资深媒体人心中可有理想中的新闻自由?他自认不是理想主义者,更点出媒体面对很多挑战。

经营媒体需要资金,通常都是来自商人。“你什么都可以写,但是触及持有人相关利益时,就不能报道啦。”他直言,新闻媒体想要完全自由是不太可能的。

莫希阿都拉希望,若媒体无法避免受政党金援,是否能至少保持透明,“直接告诉受众你的Towkay(幕后老板)是哪个政党,你要倾向谁就说吧,让读者自行选择。”这番愿景虽然不美好,但至少能不欺瞒。A政党资助的媒体替A政党说话,人们读取内容资讯时就知道不必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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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大马总编辑扎哈巴沙迪(Jahabar Sadiq)】自由伴随着责任

网媒《透视大马》(The Malaysian Insight)的前身是《大马局内人》(The Malaysian Insider),当年因大量报道1MDB案,一度被勒令停刊。说起这段往事,总编辑扎哈巴沙迪坦言,当年没想过会停刊,反倒是做好准备被扣留。也许对当局而言 ,下令停刊比扣留冒的风险更低。

当时,他转而开设《The Malaysian Outsider》(大马局外人)网站,但最后股东和持有人决定关闭,以减少商业风险。

经历国阵、希盟到现在国盟时代,不少人认为新闻自由比从前进步了。扎哈巴沙迪直言,新闻自由进步并非拜各届政府所赐。科技进步让媒体更普及,平台从脸书专页、Instagram即时动态,到YouTube新闻都有。然而在马来西亚,人们(包括政治人物、社运分子、财阀甚至孩童)设立更多媒体都是用来制造舆论或回应谩骂。当媒体领域不断扩充,进一步推动新闻媒体自由,政府在这支离破碎的领域里只专注于可以获取注意力的。

“的确,2018年国阵输掉大选后,接下来的政府更能接受媒体挑战尺度,也会回应媒体提问。而现任国盟政府具有前两届政府的元素,包容却不有效地回应媒体。”扎哈巴沙迪认为,自由是人创造的,需不断挑战极限。“请注意,这是新闻媒体待办的艰巨任务,某些编辑室仍有旧有的思维态度,即安抚和赞颂执政政府。

扎哈巴沙迪认为,网络媒体成本较低,更能冒多一点风险去推动新闻自由,但他也不责怪传统媒体,因为这就是生意,没有生意是做慈善的。”
扎哈巴沙迪认为,网络媒体成本较低,更能冒多一点风险去推动新闻自由,但他也不责怪传统媒体,因为这就是生意,没有生意是做慈善的。”

“我们常常从政治角度看待媒体自由,其实不应只是这样。在马来西亚,自由还包括宗教、文化、历史,这些都能改变舆论,用以支持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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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从传统媒体跨入网络媒体有何不同,扎哈巴沙迪直言,比起架设网站,任何人把钱投资在印刷厂、广播器材,成本较高,不愿意冒太多风险去推动媒体自由。相对的,网络媒体的投资主要在薪水和网页伺服器,加上现有很多云端伺服器,在推动新闻自由上所冒的经济风险较低,却拥有更多受众,或许还有收入。“我并不责怪传统媒体,因为这就是生意,没有生意是做慈善的。

“总归一句话,自由伴随着责任。”不过,这位资深媒体人说,现在社会既没有自由也没有责任感。他认为,新闻媒体要具同理心,也要有能力告诉受众,瘟疫之下国家和世界正在变化。“我们太痴迷于政治,以至于没有发觉布城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延伸阅读:

【新闻自由限缩/01】削弱的自由,掙扎中坚守──政变与瘟疫下的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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