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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5/2021
邹裕豪 | 6000亿令吉抗疫,钱都去了哪?
作者: 邹裕豪

文:邹裕豪

(柏伶区州议员)

首相在4月份宣布,政府过去一年花费6000亿令吉对抗冠病疫情,如果把这个数字除以约3000万的大马人口来看,每位国民可分到约两万令吉。

问题来了,大家会问,当时花了那么多预算,为何我国疫情越来越严重,单看数据,我国的根据人口比率感染人数仅次印度,全球排名第二。

同时,我国疫苗接种率只有2.9%,甚至还低于4.9%的全球平均接种比率。

再看看周遭,先不谈我国医疗设施是否能负荷目前疫情,看看政府在应付这个非常时期做了些什么?或说政府向民众传达了怎样的讯息?

讯息年代的当下,讯息直接影响国民的认知,而国民的认知影响其行动,而其行动恰恰反映国家的抗疫结果。

我们不难发现,朋友宁可相信“网络内容农场”的消息而质疑“官方消息”,这个恰恰凸显民众对政府是抱著不信任的态度。

我们在协助民众登记接种疫苗时,常常发现民众对政府提供的疫苗提出各种问题,甚至因接受到“网络内容农场”的讯息,选择不登记接种疫苗。

第二件事是有关预防性消毒工作。普遍上,当民众看到有人穿着个人防护装备(PPE)进行消毒工作时,无论是在商场或住家,大家都敬而远之,或用异样眼光看待,还议论纷纷,造成很多商家深怕影响生意,只好偷偷摸摸消毒或不消毒。

但是,在普遍进行消毒工作的雪隆区,多数民众未抱有上述偏见,也会较欢迎预防性消毒工作。

这归咎于官方传达讯息不足,因此政府更应在公众聚集的场所如商场,定时进行消毒工作。

另一方面,我国追踪冠病的手机应用程式“MySejahtera”,也是防疫的一个软肋。我们进出任何地点时,只有在进入时需扫描,离开时却没有,加上我国没有全面统一使用该程式,而保有以书写记录进出,增加追踪病源的难度。

使用“MySejahtera”或书写进出记录,很大程度依赖民自身的“诚实”,这就造成防疫工作上有着不确定的因素。

看看新加坡使用的“Trace together”,除了记录进出场合的记录外,更免费推出便携器(token),方便没有智能手机的人士,也方便预防病源。

上述不足的例子,可能只是我们讨论到的一部分,也不禁让我们向首相所提的“6000亿令吉抗疫救市”提出大大的质疑,也更容易让大家联想到四处吊挂的“失败政府(kerajaan gagal)”的横幅。

难道,我们真的要发生像卫生总监诺希山描述的“我们要选择拯救哪个生命”情况时,才有真正的动作?还是政府已束手无策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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