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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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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9:00am 04/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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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献特辑】梅淑贞/因缘殊胜

作者:梅淑贞
陈瑞献给《梅诗集》写的序(上图),字比起67年那封信易看得多。另一张(下圖)是他与法国诗人戴文治合作的印刻书,戴为他的每个石印写一短诗,已在两年前去世。(照片提供/梅淑貞)

乍闻英译诗作品的行将出版那刻,第一件想到的事,竟然是:“那他会不会也译了〈墙上的嘴〉?”

因为那篇会是超难翻译。约莫记得原文刊在70年代的《》,但那是诗抑或是散文却已印象模糊。再想了想,应当不会是诗,因为无人会埋怨诗难懂。〈墙上的嘴〉刊出后,当年确是有篇文章抨击它晦涩,顺便连瑞献那些年的作品也骂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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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在新加坡见到瑞献,他解释说〈墙上的嘴〉是禅家语,因为禅宗师父都不爱多说,沉默才是真如的语言,所以他们把嘴挂在墙上。

近日收到锦忠英译诗集的软件(特别要说的是,除了诗译得非常好之外,他写的长序亦精彩绝伦,提供了很多有关瑞献的宝贵资料),看过目录后,发现那篇印象中超难且尚未厘清是诗抑文的〈墙上的嘴〉不在其中;再和瑞献联络,原来是篇小说,后来已改名为〈水濑行〉。

但还有一件事需要厘清,便是编辑靖芬在邀稿时曾嘱我写一写当年译〈庵罗树园〉和诗集《湄公河》的经验。

〈庵罗树园〉?那是什么诗?怎么一丁点印象也没有?于是立即回邮给靖芬,说自己毫无印象,应该不是我译。

待看过锦忠传来的英译诗集序文,再接到收录于第二本瑞献诗集里的The Garden of Amra Trees译诗,赫然看到此首创作于1967年11月的长诗,于诗末有“translated by May Soo Chin”这5个字,才吓了一跳,原来当年不知死字怎写的中五生,确曾做过如此匪夷所思的异事。

翻译〈庵罗树园〉的时间,倒肯定是中五那年,即是1968,在上过班主任兼英文老师某月某日的课后。英文老师名约瑟芬(Josephine Pang),大概是姓方,17岁进入马大英文系,20岁便以一级荣誉学位毕业,然后回来她的家城,即是槟城,在柑仔园修道院女中执教,并于中五时成为我班的主任,比她的学生只年长几年。

此生能遇到约瑟芬是吾等的福气,因为她除了根据教科书授课,如那本令她闷到抽筋的They Dared to be Doctors(《敢敢想做医生》)传记小说,也教导我们读诗写诗,还和学生讨论音乐和电影。

只是她对音乐持有洁癖,只听巴哈萧邦贝多芬以及维也纳合唱团之类,视流行音乐为洪水猛兽,曾在班上众同学面前训斥说喜欢“披头四”的我为离经叛道。

可能是那些读和写英诗的课,激发我对中诗英译的兴趣。而第一首不幸让这名对英诗只识条铁的华校中五生,就是当年以“牧羚奴”发表诗文作品的《巨人》诗集中的某首诗。诗名已不记得,只约莫记得译诗中曾用了个monumental或monumentally字,译完后便赶著寄去新加坡给Shep献宝。

Shep即是牧羚奴,Shepherd的缩写,“牧羊人”是也,也是自1967年收到他的第一封信后我另出心裁替他起的名字。因为他在信中叫我May,和“梅”同音,我也十分欣然受落。这一生中,也只有他以此名唤我。

瑞献收到我译得乌里马叉(字迹也同样潦草)的所谓英译后,不但没有笑话我,还拿去给南大的一名资深教授点评,然后将修正版寄回来给我意见。那是位大名鼎鼎的翻译名家,让我受宠若惊,而且他也没有改得很难看,只是略改动了几个字而已。

自从那次初译的成绩不会太过差劲后,越发激起我英译中诗的兴趣,目标当然又是自中三开始便成了这名中学生灵感泉源的“巨人”身上。

隔了55年,这名抄袭猫也不怕从实招来:1966年那首获得《》新诗创作比赛首奖的〈召唤〉,其实是参考牧羚奴那些日子发表过的诗作后才东拼西凑而成。奇的是从来没有人发现“若有雷同,实非巧合”此事,连当时的《学生周报》主编白垚都没发现,还以龙飞凤舞的钢笔字,写了封以友联出版社自创专属信笺的信来以示鼓励。

我那位年方十八九岁便已开设裁缝店当起小老板的二姐,看到我登在《学生周报》的得奖诗,大惊小怪地嚷嚷:“你抄牧羚奴的东西!”

我听到此话立即魂飞魄散,心想:“完了,连姐姐也看得出来!”但仍然嘴硬地自辩:“我没抄他!都是我自己写的!”

于是一直都活在恐惧里,就连代发得奖诗作奖金25大元的槟城学友会没依照比赛章程发出奖金,我这名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的新晋草包,也不敢去追讨。

到了2017年与有成在饭局中说起此事,令他大为吃惊,因为作为槟城学友会以及银星诗社其中一员大将的他,完全不知道有“奖金不知所终”之事。

可能是我姐和我都想太多,尤其是我的裁缝师二姐这名犀利的业余文学批评家闲闲几句话,令我过了一段不知如何是好的日子。唯一的救赎方法,便是自己认真创作,写自己所想要写的,特别是写青春守寡的大姐,于是有了母亲和孩子的系列。记得曾将其中一首英译作为呈交给约瑟芬老师的功课,获得她相当不错的评语。

瑞献是在1967我中四那年,第一次写信给我,那时我们家仍住在观音亭后街,正式名称为史超域巷。

自己心仪多年的偶像竟然会写信来!我高兴得以为是在作梦。但问题也立即来了:除了认得出自己和写信人的名字和另外几个字外,那封以墨水写成的蝌蚪似小小楷,却完全看不出是什么天书。

自己每天放学回到二姐的裁缝店后,就拿信出来研究一番。如此这般折腾两三天后,母亲见我一筹莫展,便带了我去位于只隔了一条街的观音亭,找一名在对过的香烛店五脚基长期摆张桌子的写信佬代我解读,她所持的理由是:“写信佬专门替人写信看信,一定能看得明白。”

我觉得妈妈言之成理,虽然整件事很荒谬,也只好乖乖跟随去找那名写信先生了。可他接过信后上上下下看了一会,摇头说:“呢啲乜嘢字嚟架?我唔识睇!”说罢就把信递回给我。连最寄存厚望的写信先生也帮不上忙,这可如何是好?

怎知一回到裁缝店,自己将信再看一遍,仿佛听到头顶上“轰”的一声,此信不再是天书,里面的每一个字都看得明明白白。从此便与瑞献成为通信很多很多年的朋友。

除了锦忠新译的The Amra Gardens,他也电邮了收录于《牧羚奴诗选集二》的〈庵罗树园〉英译The Garden of Amra Trees,待读到“your heart, is a thousand-faced octopus”那行,整颗心瞬间颤动了一下,是的,终于记起来了,当年的中五生,确曾让原文的“你的心,是千面的八爪鱼”震撼到,这么帅、这么有力的句子,怎能放过不译成英文呢?

是,我超喜欢翻译,特别是受到约瑟芬老师启发也爱上英诗后。因为她也刚教了我们可将through简写成thro,于是便立即活学活用,在英译〈庵罗树园〉时,一概将原本应是through并写为thro。

可〈庵罗树园〉长达144行,可谓是诗中钜作,而且用了很多的佛教词语和典故,理解已不容易,要英译就更难,更何况当年自己只是个天主教会所办的修道院学校中五生,对佛理和禅宗一窍不通,怎敢如此胆大妄为,为这首瑞献写于1967年的重要作品英译?

而且那时自己的英文程度不算怎样(今时今日也不算怎样),除了自己的不知死活,还有瑞献的鼓励之外,也想不起译此诗的动力来。

也是由于瑞献的诚邀和鼓励,才让这个马来文也说不上标青的三脚猫与他共译《湄公河》。那是1971或1972年,我在拉曼学院读专科。

瑞献担任《蕉风》的“域外编辑”时,与姚拓、白垚和有成的共同策划下,曾出版了几个掷地有声的专号,篇幅皆很大,每次都是厚厚的一本。记得我也被赋予翻译马来文学专号部分诗文的任务,大概因为这样,瑞献觉得我可以帮忙他翻译一部分拉笛夫的诗作,以让《湄公河》能以华巫双语出版。

其实《湄公河》最好的译诗,都出自瑞献的手笔,特别是那首点题的〈湄公河〉,与原作Sungai Mekong,同是一唱三叹的一流杰作。

2013年吉隆坡的国家画廊为拉笛夫举办60年艺术生涯纪念展,通过在画廊工作的朋友爱伟问我手头上有无《湄公河》可借出以作为展览品。

可巧办公室里找到仅存的一本,便赠送给画廊作为永久馆藏。负责人透过爱伟表达他们的惊喜,说是首次看到有此华巫对照的诗集。

我当时就想:这都得谢谢瑞献和拉笛夫这两位诗、画、艺皆精通艺术家的深厚友情。

锦忠在序文中提到他自创的The  Generation of 1968 (1968世代)一词以形容那个年代以瑞献为首的一群新锐新加坡作家诗人,而有成与我虽非他们的“五月出版社”成员,但因为斯时有《学生周报》和《蕉风》这两个共同乐园,仿佛也成了1968世代的一分子。超过半个世纪后,到了2021年的岁末,锦忠锲而不舍辛苦了10年的英译诗集终于出版,让1968世代的三人加上锦忠得以共聚,借瑞献的电邮所言:“确实是因缘殊胜的团圆。”

陈瑞献60年代“巨人“时期照片。翻拍自白垚《缕云起于绿草》。(照片提供/梅淑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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