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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

编按:毕柳莺的著作《断食善终》再传来消息,获得台湾文化部颁发金鼎奖非文学类优良出版品奖。以下是她在个人脸书 Liu-Ing Bih 的留言:“谢谢金鼎奖评审委员的鼓励,《断食善终》一书得到文化部金鼎奖的非文学类图书优良出版品奖。这是继Openbook之后的第二个奖。 这真是出乎意料的写作人生,小学时候我非常喜欢阅读,但是初中、高中、大学整整13年我只念教科书,没有时间念课外书。 大学毕业以后,才恢复阅读的乐趣,但是年华老去,学习文学为时已晚,只能平铺直叙的说故事。因为母亲的故事太特别,所以得了奖。这个奖是颁给毕妈妈的。 儿子说:因为这本书帮助了很多人。我清醒过来,正解。” 推动《断食善终》的毕柳莺,过去3年来都面对很多的负评与不认同,认为她所推动的断食善终与传统善终理念大相径庭,不只台湾本土,甚至中国网民都到她的社交账号留言,反对她的断食善终理念。 面对这些压力与指责,行医40年的毕柳莺却不退缩,坚决在自己认为对的善终路上走下去,为需要帮助的生命末期病人提供另一个选择。 她强调,断食善终不是饿死亲人,而是老衰重症的病人本来就吃不多,但现代医疗过度喂食只会令病人更受苦,而断食善终理念就是要打破这个框架。 她也幽了现代人一默,现在很多人都是实行168轻断食,包括她自己也是,这不也是一种断食法吗? “反之强迫不能吃的人进食,尤其用插鼻胃管给病人喂食,才不是善终。” 毕柳莺认为,大部分人都没有深思人的自然死亡是不吃不喝的,大家都被文化观念框住,觉得一个人临终前一定要吃饱饱。只要深入了解后,就会理解生命的意义不是吃也不是喝,而是活着的时候有品质,临终的时候有尊严。 毕柳莺表示,很多人都提出一个疑问,断食善终是否与宗教有关?这理念的确是从佛教而来,很多得道高僧都是以断食往生。他们认为,断食往生神识清明,身体轻松与干净,以这样的状况去西方极乐世界更容易。 不过,她也说,不单佛教,其他宗教都有断食往生的信念,只有偏信的人反对这个理念。 她提到,台湾医学界的角度是担心这会让一些不想奉养父母的人,利用断食善终作为弃养父母的借口,但弃养父母是一个家庭问题,不是断食善终带来的问题。至少在她所接触到的案子中,来找她的人都是家里最负责任的照顾者,知道长辈如何受苦,所以才会考虑让长辈断食善终,因此她不认为断食善终是会鼓励孩子们以此作为弃养的借口。 “即使真的有,也是占很少数,而且这是本来就存在的案例,不能用少数比例来反对这个理念。就如安乐死,都是经过很严谨的评估后才允许,断食善终亦是如此。” “台湾医界另一个反对的理由,就是医生的信条是不加速死亡,也不延长死亡。但如我妈妈的病情,不加速死亡的信条用在她身上是太痛苦了,病人已经痛到不能自已,这样的信条有比我的方式好吗?” 毕柳莺强调,断食善终是可以让安宁疗护同时介入,让病人在家人及安宁疗护人员陪伴与照顾下轻松走完最后一段路。断食善终也不是完全不吃不喝,病人口渴时还是要处理,可以选择用棉花棒沾水让病人一天吞下几十CC的水,或让病人口中含着一口水或冰块慢慢吞咽,甚至用喷雾枪都可以,依照病人的意愿来决定要喝多少水。 她重申,断食善终是没有公式的,以病人最大利益为主要考量,在实行的过程中是根据病人可以忍受的程度来进行。 目前已经为110位末期病人进行断食善终的毕柳莺透露,当中包括3个月的婴儿,也有80岁的老奶奶。在这些个案当中,一半是长期卧床及插管病人,老少皆有,他们不能自主,部分无意识的老人在进入病末之前已经交代孩子们要这么做。 “而小孩子则是由照顾者为他们做决定,照顾者都知道孩子在受苦,以孩子最大利益考量下才会决定实行断食善终。” 在决定为一个病人做断食善终之前,她会先给病人做评估,包括这位病人是不是医疗上无法治理,医疗单位已经拒绝接案的病人。除了了解病情之外,她也会确认病人是否已经与家人达成共识,才会为病人实行断食善终。 “它不一定要马上实行,在病人及家人都决定开始后才实行,并尽量控制在一个月内完成。” 她表示,现代平均人寿越来越长,失智与失能者会越来越多,所以美国已经越来越少插管卧床病人,允许失能者“自主断食”(Voluntarily Stopping Eating and Drinking,VSED),交代家人什么时候要实行断食善终,让失能者在完全失能前掌握时间来决定自己的善终。而荷兰皇家医学会更走在医学的前端,在2001年批准安乐死,2014年已经推出为数50页的VSED临床指引。 她表示,荷兰安乐死的评估规格很严谨,通过率只有50%,所以才有了之后这份VSED指引。 “现代80%的人都是在医院死亡,让我们无法好好的送别,大家也回避或不想提死亡这个课题。” 她强调,断食善终是让人不选择自杀,而以断食善终往生的一个选择,惟前提是一定要与家人达致共识,但决定权还是在病人手上,跟随病人的步调来决定断食的进程。” 毕柳莺:病人与家属须达共识 “断食善终非把人饿死”      
3天前
  很多文学爱好者虽然没读过,却也听过王文兴(1939-2023)的《家变》。王文兴为何重要?这恐怕还是要从学术角度出发,才能更准确把握要点。 王文兴籍贯福建福州,1946年小学四年级时,随家人从中国大陆播迁台湾。台大外文系毕业后,王文兴曾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深造,并获得艺术硕士学位。1960年,他和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推进台湾现代主义文学。 王文兴曾任教台湾大学外文系与中文系,致力于校园与民间“慢读”文学经典讲学活动,著作回响重大,影响深远。2009年获台湾“国家文艺奖”,2011年获法国骑士勋章,2011年获第六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尤其是他的小说,例如长篇小说《家变》、《背海的人》等,堪称台湾现代主义小说表呈与隐喻技艺的典范,写下台湾乃至华文世界小说创作史的新篇。 王文兴迁台经历,高中时期勤奋阅读英文及翻译小说,后进入外文系研读浸酝西方语言文学,于服兵役的南方澳地景,赴美留学等经历对其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又,细审其写作的外部环境如国民党国民政府迁台、西方存在主义、台湾50至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新批评70年代的乡土文学、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自身天主教的信仰等政经社会历史文化进程脉络,我们当可辨析王文兴致力融汇中西文学古典与现当代文学传统资源,特别是汲取西方希腊悲剧、莫泊桑、海明威、劳伦斯等西方古今文学的资源,竭力实践其现代文学创作的内在书写。其现代主义文字前卫修炼技艺与深刻主题书写,得到颜元叔、王德威、黄锦树等学者的肯定。本文循前述名家评论脉络要指出的是,王文兴身为一名自觉性高及思辨性深的学者作家,秉持“修辞立其诚”主张与态度,擅于调动及布置中文语言文字、词汇、文句、段落及篇章组构,表呈(express)事物与事理之间关系的表呈,并成功隐喻(Metaphorize)其内在的深刻思辨题旨。王文兴内在书写精确表呈技艺与深刻主题隐喻为文坛留下典范。 ◢精确表呈技艺 一般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为作家自觉的文学书写,是以现代主义文学作家自觉地对语言文字的信赖,认为语言可以承载意义,描绘事物、建构图像,展写人内心冲突、心智崩溃、自我追寻挣扎、流动欲望及孤寂等。如前所述,王文兴是自觉性高及敏锐思辨性的作家:他善于透过中文文字、词汇、文句、段落及谋篇组构策略,“修辞立其诚”地表呈事物和事理之间的关系,开展其缜密严整的内在书写。 例如,约7年淬炼完成的小说《家变》序文写道:“我一句写完大概经过四十句的挑选修改,才有最后的一句。……如果整句话的节奏出不来的话,要一再地改写。节奏好不好听,这是次要,是能不能表达原来的意思,这个最重要。节奏是音调的上下,还有文句的长短。长句短句也是跟节奏有关系,不光是单字。” 从修辞上看,王文兴大量运用语词倒置(“暗阴”、“移挪”等)、僻字(“蹀巡”)、自创新词(“渡夜”),错别字(“老板娘”等)、拟声词(“滴沥”等)、音符号、堆叠文字,自创语气词(“嘞”、“ㄅㄛ”等),特殊符号(粗体字“钟意”、粗体字放大、繁体字文本出现简体字(“变”等)、字旁加线(“│人”等),空格、留白、特长句式、声调节奏、音乐性等惯常与非惯常兼有的“异质”文字技巧,加重了阅读难度,迟缓阅读进度,让读者迹近语言文字形音义修炼的精巧处。 从结构上看,《家变》的结构采双线交错倒叙表呈方式发展。第一条线以英文字母布置(A至O),叙述父亲离家以后的两年间,主角范晔与母亲从不相信、寻人、接受、到适然过着“家变”没有父亲日子的生活细节。第二条线则以阿拉伯数字编号(1至157),记叙范晔由童年到成年的成长与心理变化。第二条线最后一章(157)记至父亲离家当天,与第一条线衔接。在文体方面,《家变》绝大部分是小说文体技巧,然也在唯一的一处用了角色(character)个人意见表达虚构(fictional essay)散文文体技巧:“家是世界上最不合理、最不人道的制度”。 再如,经历约24年漫长的“修辞立其诚”自觉与思辨淬炼的小说《背海的人》,运用心理写实手法为主要表呈策略。其写近处集聚的人物群的策略辨析出当受汤玛斯·曼《魔山》影响。《背海的人》塑造的人物,爱用了策略神话(mythological)象征与写实手法,塑造了一个只有单只眼睛、落魄、一无所有的算命者(fortune teller)主角“爷”。上文论及《家变》独特之语音、词汇、语法句型等语言风格特征亦复现。长句句构多出现在该小说上册,而下册则很少运用长句策略,反而以更多断裂及重复叠现的短语或单词。然无论长句抑或是单词短语,句式依然“异质”变化生义(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背海的人》角色均精确布置般配的声音,人声契合栩栩如生。《背海的人》语言文字的文体风格可略归纳为以意识流、喜剧(comical)、低级喜剧(low comedy)、猥亵的闹剧(lewd farce)、狂嘲(burlesque)、污秽闹剧(bawdy farce)的多方面危机的多重表呈,别开生面。 ◢深刻主题隐喻 王文兴的《家变》,以现代知识青年范晔的父亲离家出走为主轴,散点透视如范晔儿时感受的死亡经验、成长所遭遇的精神冲突事件与境遇,表呈了王文兴欲探究(中国)社会包裹下家庭里的关系(relationship)和危机(crisis)书写主题,然它们更进一步隐喻了家庭、社会的问题、罪恶与良心、家庭危机的重要性恐大于或超过家庭之外社会上危机重要性的思辨。 该小说状描50、60年代一个在台湾的外省籍普通公务员的家庭(平凡)生活。情节以“一个多风的下午,一位满面愁容的老人将一扇篱门轻轻掩上后,向篱后的屋宅投了最后一眼,便转身放步离去。他直未再转头,直走到巷底后转弯不见”启幕;以“然而在范晔的现在的家庭里边他和他之妈妈两个人简单的共相住在一起生活似乎是要比他们从前的生活较比起来仿佛还要更加愉快些”终篇。如前所述,全篇透过严整组构,精心选择细节,传神展写笔触,细腻状写老人的儿子主角范晔,由童年到成年围绕他生活的各个事件与境遇。 《背海的人》则隐喻探堪人和命运,人和大宇宙之间的关系。检视比较这两部小说,若《家变》处理的是一个危机,而《背海的人》则探堪了一个或者一个以上大危机的不同面或者不同层次的隐喻主题。 《背海的人》以“爷”的两夜独白展开叙述。故事主角“爷”从中国大陆迁徙台湾,为一略懂文墨的退伍军人,然他因盗用公款与欠下赌债而避居临海边城深坑澳。王文兴以喜剧且荒谬为表呈手法,精确描摹此地小人物群的孤绝与愤恨情绪,是以“爷”的落魄潦倒、起伏爬落隐喻了做人的失败及命运的无奈。小说以写实象征并用,辅以讽刺、语言分杂的笔法,描写“爷”对深坑澳人情文化的观察、与妓女们的互动、官僚机构“近整处”的众生相、对宗教(基督教、道教、佛教、希腊多神教、回教、宿命论)信仰的观点,借此表呈无神论者的宗教观、人性本质与存在意义,乃至隐喻(社会排弃)人和命运、(社会排弃)人和大宇宙之间的关系。他们是选择像 “人身,向着巨海的外遥飏去……好久以来,都,稀有,……苍鹰……且见它,一圈,又一圈的转,只见着它越攀越上,越晋越亢”,还是决然被绝望吞噬的题旨。 王文兴的小说集《十五篇小说》,其中的〈玩具手枪〉以玩具手枪为意象,隐喻人的孤独、命运及死亡主题。〈最快乐的事〉辨析年轻男人性爱后反而顿感“how loathsome and ugly it was”,最后选择自杀的虚无荒谬主题。〈母亲〉展写夫妻紧张关系借此隐喻人性之恶。〈草原底盛夏〉以大自然为环境,青年与军官互动而对命运的感思体悟。〈大地之歌〉表呈了大学生羡慕妒忌情侣亲密动作,幽微揭示青年人处于焦虑忧郁境况主题。〈大风〉以车夫奋抗风雨,象征底层人物面对命运的颠簸挑战。〈日历〉和〈命运的迹线〉透过17岁的黄开华及小学五年级生高小明体悟死亡焦虑,揭显思索死亡与命运的辖制。〈两妇人〉阿玉夫妻因自由恋爱走向婚姻,但之后伴随而来的却是欺骗和暴力。〈践约〉里23岁的林邵泉与同伴探索性压抑。〈海滨圣母节〉的圣母庙象征渔民面对滔滔大海的信靠凭依。〈寒流〉揭显青年人黄国华迷恋裸体女人像的内心欲望。〈欠缺〉以早熟的少年迷恋少妇而失落的情节,隐喻人生/生命恒是欠缺。〈黑衣〉书写成人世界的丑恶。〈龙天楼〉则细笔描画国共内战败退将士于台中龙天楼讲述内战时避死求生的不堪经历,为人生无常及命运残酷主题。概言之,《十五篇小说》篇篇佳构均内含深刻的主题。 综上所述,《家变》、《背海的人》、《十五篇小说》等小说的中文文字(形音义/意)、词汇、文句、段落及谋篇组构策略,“修辞立其诚”地表呈创新且精确技艺,透过内在书写的程式,成功隐喻人生、性困惑、世界本质、死亡、时间、命运、宇宙探问等深刻主题。于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它们既不“离经叛道”亦非“异端”,恰恰是现代主义小说的表呈与隐喻及主题书写前卫性新尝试,它们乃是建基于优秀的中外古典文学、中文白话文文体和主题之上,而又能开拓乃至突破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成功的书写与实践。 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王文兴辞世 著作《家变》曾轰动台艺文界
4天前
在阅读《余生》的时候,总会想起艾加·凯磊(Etgar Keret)那些交错在梦境、谎言以及现实之间的敲门声故事,让读者得以抽离艰困的生活。 最近,台湾联经出版社将黎紫书的作品《野菩萨》、《暂停键》以及《告别的年代》,以精装版再刷再面世于书市。或许,这在在说明了黎紫书的文学魅力,历久不衰。不过,令人意外的,反倒是宝瓶文化为其微型小说自选集《余生》出了台湾版,让读者得以看见不一样的黎紫书——套句本人的话,这是近乎出家般的写作修行。 《余生》最早于2017年由有人出版社在马来西亚出版,是将《简写》和《无巧不成书》中的47篇旧作,另结集尚未发表的24篇,共计71篇作品出版成册。小说家坦言,这是她于十几年间写得最好的微型小说。当年,该书也被花城出版社引进发行了中国版。一直到2023年,我们才能见台湾的繁体中文版。有趣的是,汇智出版也于2022年中为香港读者编了一本《黎紫书小小说》。 如同作者所言,微型小说并不太入研究者(或专业读者)的眼帘,不过却一直在读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一般来说,其篇幅大约落在在1500字左右。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一种顺应时代的文学体裁形式。但也因此,它更专注于谈一件(小)事、物,反倒考验着写作者的功力:怎么用1000字写好小说。这些微型小说的创作经验,不仅奠定了黎紫书后来倾心创作《流俗地》的基础,也深化了她的小说想像与思考、淬炼个人的语言风格。 在小说集辑录的71篇作品中,大部分叙述的是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如以〈窗帘〉隐喻人与人之间的分际与界线、〈大哥〉字词形声的歧异描绘女人对男人的情感变化、用17个不断气的长句子讽刺〈完美生活〉、描绘小三在婚姻生活的〈胜利者〉姿态……在这些小说中,也许找不到任何的马华元素及特征,毕竟它不是微型小说的必须。更重要的是,它需要的是如照片中的刺点,一口气阅读到底总能在最后来个出其不意的转折——我想,那就是黎紫书锐利的视角与锋利的语言。 在阅读《余生》的时候,总会想起艾加·凯磊(Etgar Keret)那些交错在梦境、谎言以及现实之间的敲门声故事,让读者得以抽离艰困的生活。不过,黎紫书却是将虚构情节交叠于荒诞现实,摊开充满皱褶、缝隙、孔洞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你总会一不小心恍神于行文间,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置身于其中。我想,这就是黎紫书的文字魅力,也是微型小说的生命力。
5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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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一向离不开政治。韩谢二姝通过不同的城市书写传达她们的忧患意识。 2019年参加花踪文学奖研讨会的时候听了香港作家韩丽珠的几席话,好奇之下去搜寻了她的几本书来读。她和谢晓虹合著的两本书《双城词典》结集了她们在香港文学杂志《字花》上发表过的创作短篇小说,时间跨越2006至2011年。在将近10年后的时空阅读这两本袖珍小说集,说实话那种阅后冲击感依然激烈,丝毫没有时差感。 《双城辞典》分I和II两册,第一册全收录韩丽珠的作品,第二册则收录谢晓虹的作品。饶有趣味的地方是两个人的书都收录对方的一篇作品,颇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韵味。书名“双城”指的不是别的,正是她们的出生地——香港。香港只有一城,然而两位作者笔下的城市既相似,又迥异,仿佛各自诉说的是互不干涉、平行宇宙共存的两座城市。“双城”一辞承载了两位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定义,带读者进入她们想像中的香港。 她们的城市有许多代号,其中多以号码为主。我分不清这些号码是否存在次序的规律,抑或有其他密码的暗示。有时候,这些号码好像将读者带到香港的某一个历史时代;又有时候,邮编号般的数字仿佛是将香港放在一个行政区内,而这个行政区有一些特殊的性质,让它和其他城市有不一样。就这样,读者在这些错综复杂但又忙中有序的代号城市之间来回探索。当我还沉浸在充满魔幻色彩的二〇九九城,作者冷不防中途转机,把我丢在第四城继续另一处新的冒险之旅。 韩丽珠的城市有诸多面向:木偶是第八城居民依赖的陪伴者;第三十三城居民习惯丢失,包括伴侣;第九城设立拾遗地点,让人们去抛弃和领养多余的孩子;第七十二城居民每天醒来都会大力咬自己,确定是否活在现实;第四城别名假城,因为所有存在这里的事物都是假的;游客到第七八九城寻找怪物;二〇九九城盛行偷窥文化,人们习惯不着衣物;二二六七城居民由于“劏房”,变得对切割异常执迷。另外她的城市也出现很贴近现实的都市传说,比如可以治疗抑郁症的“乐土”;养猫人职业的出现;甚至夺取人们眼珠的乌鸦群等。 谢晓虹的城市更加匪夷所思,宛如一头怪物,吞噬在里面生活的人和其他一切。一九九七之城的居民突然忘记自己的母语,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躺在工地上的少女们仿佛被什么东西吸取似的慢慢蒸发掉;kAFF城居民必须定期远行,避免皮肤和“现实”世界摩擦过度导致鲜血喷飞而死;门会随机将人带进不同空间;C地的婴儿会接受“开头”手术,作为“人”来培养;游客到爱河观看溺毙的情侣;贩卖已经消逝了的一切的“畸零夜市”…… 文学一向离不开政治。韩谢二姝通过不同的城市书写传达她们的忧患意识。读懂的人固然回味无穷,但我宁可不曾有机会读到这两本书,因为过去的几年她们所写的事物已经慢慢变成现实。借用网络不正规的用词,现实反而更让人细思极恐。
5天前
年红善于捕捉底层人物的生活细节,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身为一名教师,年红于1975年曾被调派到一所偏远小镇的学校服务,常常能看见卡车司机奔波于山路的忙碌身影,对劳动阶级的贫困处境有着很深的感悟。他借由文学之笔,创作了〈兄弟情〉中卡车司机大猪的悲剧形象,同时敏锐地指出成绩优秀的贫困学子无法被本地大学录取,只能到国外大学就读的升学困境。家庭,是支撑着文中主角努力工作的精神支柱,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微薄的薪资,只为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主角亡命山路的结局带给我很深的感触: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如何辛勤耕耘都无法改变贫穷的处境,只能无奈地陷入“越忙越穷”的死亡循环。他们身陷泥淖之中,用泪与汗奋力挣脱之后,才发现自己不过落入了下一个泥沼。 年红的笔调充满着人文关怀与忧患意识,以朴实的语言直抵人心。在《送月饼的老人》中,他将目光转向逐渐被时代所遗忘的老年人,鼓励年轻的一代回乡与亲人共度佳节,带领老年人跨越时代鸿沟,强调传统社会中的家庭伦理观念。年红细腻地刻画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勾勒出生活最平凡本真的一面,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有着发人深省的力量。 千禧年后的今天,我们作为和平时代的旁观者,对于过去的艰辛岁月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合上最后一本作品集,那个已然消逝的年代,经由年红的文字深深地镌刻入我的脑海中、心灵里。时代的洪流推搡着人们在泥尘中打滚,即使是平凡的小人物,生活中也暗藏着汹涌洪流,更让我珍惜如今这个来之不易的时代。作为当代马华文学的骁将,年红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开启了马华儿童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岁月如梭,现年84岁的年红依然笔耕不辍,以文字充实晚年时光,继续在文学与教育之路砥砺前行。 【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年红篇,上)】“读书,一定要出国吗?”
5天前
缘起:为了表彰和感谢那些多年来在文学领域默默耕耘的资深马华作家,肯定他们为华文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策划“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系列”,邀请资深作家发表“我写作历程中最满意的代表作”。这个系列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和分享他们的写作历程和文学生涯的平台,也是对那些长期以来默默为文学事业付出努力的作家们的一种诚挚的感恩和致敬。——策划人:伍燕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 新纪元中文系教授) 1975年4月,我被调派到偏远的乡镇一所小学服务,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这里的生活环境与我长期居住的城市的确有所不同;没有超市,少了娱乐场所——只有一间少人问津的露天电影院,日常生活显得单调多了。这里虽有一家私营发电厂,却常有电力不足的现象,没有自来水,每天必须打取井水。来往的通道大都是崎岖的山路,四面八方尽是农耕地,有大片的油棕园,木薯耕种地……入夜后,一片宁静。 我住的房子附近,有一间相当大的木板厂,经常有载满大树桐的大卡车经过,掀起滚滚红泥尘埃……闲暇时,我会到木板厂去看看,偶尔也会和厂工聊聊,更喜欢听驾树桐卡车的司机的惊险故事。 驾卡车载树桐是“卖命行业”,发生意外的死伤风险很大;从事这一行业的,无非是想多赚点钱养家和让子女受较好的教育。 眼看这群为生计,为理想拼命苦干的劳动者,不禁引起我内心的波动,泛起写下一篇反映他们勇于面对现实,有血有泪的小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我塑造了卡车司机大猪和跟车员疯狗仔,他们都是勤奋苦干的劳动阶级,而他们都有善良的爱心;他们有时感到无奈,但是不会放弃深藏内心的理想,特别是下一代的教育前途。除了反映当时社会的一些生活面貌,我也不忘为他们提出教育政策方面的偏差带给他的困扰和不满! 于是,我在1978年10月20日动笔写〈兄弟情〉,21日便脱稿了。隔天我把这篇短小说投寄给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的主编甄供。同年11月19日发表了,版头还有插图。 1979年6月间,我突然收到一本〈兄弟情〉的“星马文学选集”,由新加坡高虹出版社出版。对我来说,这应该是一种肯定。 过后〈兄弟情〉这篇短篇小说还先后收录在国内外的一些书刊里,〈兄弟情〉能在不同书刊上刊载,对我是一种勉励,也让我感到欣慰。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语文局在1983年成立了“各民族作家活动谘询委员会”后,便积极推动各民族作家交流活动,促进团结。其中一项计划是互译各民族作家的作品。《这一代》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国家语文局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元文学,宣扬“不认识就没有爱”的概念,特地选在1988年9月16日晚上举办新书推介礼。我被Dewan Sastera月刊主编兼国家语文局各民族作家活动谘询委员会主席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安排上台朗读Tali Persaudaraan (〈兄弟情〉)。当晚,我很兴奋,也很用心地朗诵,还特别重点地念出其中几段对话: “读书,一定要跑到外国去吗?” “我也不知道。过去,我弟弟老是说,要在我国读。可是,最后,却又出国了。”大猪有些懊恼地说:“谁叫他考不进去……” “好在外国水准比较低,不然,他没书读,说不定也会和我们一样,成天在卖命哪!” “现在,我什么也不问了,只知道汇钱、汇钱,不停地汇钱……” 台下的教育部长很严肃地在聆听着,我很想让他听到我们的心声!故意通过两个老粗的口中说出二猪考不进本地大学却能升入外国大学,最后还获得奖学金到加拿大去深造。大猪的这个弟弟,本想留在本地为国服务,无奈环境所逼,学成必须留在外国工作…… 教育部长在茶叙时间只和我握握手,微笑着点点头,并没说什么。 〈兄弟情〉确是我喜欢的作品之一,所叙述和描绘的虽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故事,然而小说中所谈及的一些问题,到今天似乎仍然存在;而像大猪和疯狗仔这样儿不幸却又勇于面对现实的人物也时时会出现在我们眼前。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喜欢的作品还有《井边》、《爱的赌注》、《魔轮》和《一把大雨伞》等。
5天前
对我们这些Z世代来说,胶林可算是熟悉又陌生,部分人的父母或爷爷奶奶辈兴许与橡胶有些联系。上世纪70年代以后,橡胶逐渐被一堆堆油棕取代,但橡胶、胶林却作为马华文学里充满隐喻的符码,转换成方块字被记录,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及刻画华人移民历史的重要意象。冰谷便是其中一位书写橡胶的马华作家,他的半生都在橡树林中浮沉。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年——1940年,冰谷出生在霹雳州瓜拉江沙,其双亲的一生皆与胶园相伴,以胶汁换三餐。冰谷童年跟随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清苦生活,早在6岁便追随母亲进入胶园学割胶。 虽然身边都是灌木丛林,但冰谷却对纸上的文字产生兴趣,乐于翻阅文学刊物。小六时,他开始尝试在《光华日报·学生园地》和各类儿童刊物投稿,开启写作之路。60年代初,他与忧草等人出版诗合集《我们的歌》,进入马华文坛。冰谷自童年开始就与大树打交道的经验,让他曾成为多个园林的管理者,在完成日常工作后,他用闲暇时间创作文学,以排解生活的艰涩烦闷,这些文字亦被刊登在《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冰谷的创作散发着强烈的乡土气息,他曾言:“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的记忆书写”,冰谷的写作题材亦离不开大自然与原野。 21世纪,还有书写胶林的必要吗?去年,冰谷推出自传文集《胶林纪实》,内收散文时间横跨44年,道尽了冰谷前半生在胶园里的几番辗转,直到走出胶园的苦辣酸甜。于我而言,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中估计再难见胶林的题材。冰谷丰富的胶林经验在现代已是难能可贵,他将其书写为文学,这些作品是冰谷心酸的自白,也是华人历史的疗伤。他的多篇散文成为国小、国中及独中的华文教材,老一辈作家的纪实文学是让年轻人能看见历史、记住历史的一种方式。 冰谷至今已出版散文、新诗二十余部,踏入文坛近60年,可谓是资深的马华作家了。广袤的胶林早已苍老,现年83岁的冰谷亦不再年轻,但年少时的冰谷走进胶林、写下胶林的痕迹,在马华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烙印。年轻的孩子们通过纸上的踪迹,寻寻觅觅橡树林里逝去的先辈身影。没有经历过这段血汗,就让我们不要遗忘这段历史。 【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冰谷篇,上)】我诚恳地描写橡胶园生活
5天前
缘起:为了表彰和感谢那些多年来在文学领域默默耕耘的资深马华作家,肯定他们为华文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策划“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系列”,邀请资深作家发表“我写作历程中最满意的代表作”。这个系列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和分享他们的写作历程和文学生涯的平台,也是对那些长期以来默默为文学事业付出努力的作家们的一种诚挚的感恩和致敬。——策划人:伍燕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 新纪元中文系教授)   我的橡胶林散文书写入选由陈大为、锺怡雯编著的《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感觉有点意外与荣幸。这个惊喜,因为我的文字和内容既不跟从写实也不趋向现代,而有幸获得两位教授的青睐。 我只诚恳笃实地描写我的生活,行文既无濬波颓叠、窥深悸魄一泻千里的纡曲巡回和浩瀚气势,亦无水流漭沆的磅礴惊奇。我的文词语句就那么温和轻柔,娓娓道来而已。 巧合是,原来编者侧重就是这点,在现实生活中孵化的直率与真诚。锺怡雯在选文的〈导读〉中吐露: “……冰谷拒绝陷于写实泥淖的自由创作意识,加上纯朴、细腻轻重得宜的语言,让读者得以近距离了解各种悲欢交错的生活细节。”——见陈大为推荐序〈橡叶飘落的季节〉 仅是这寥落数语,就道尽了我的写作脉搏。橡胶园原是我的诞生地,我自出世就被葳蕤葱浓的树影笼罩着。那婆娑舞踊是橡胶树的绿影,父母亲的一生仿佛与橡胶树血脉相联,天天在雕凿橡胶树,以橡胶树乳白色的泪液换取三餐、一家温饱。 ◢“流泪的树”为我们受伤 以锋利的刀刃在树干上铸刻印记,为我们家庭生活上的必须,对橡胶树而言却是严重的创伤,所以橡胶树被称为“流泪的树”,为我们的家庭每天流下一杯又一杯的泪滴,直至苍老枯萎。 岁月瞬息,人与树历尽沧桑。我6岁时没有机会背书包上学,却追随母亲袅袅的煤油灯逐棵照亮橡胶树,以换取生活的养分。煤油灯下影影绰绰的奔波,于今尚萦绕脑迹。直到高中的骊歌唱完了,告别校门旁边那两棵绿柳,以及江水泱泱的霹雳河,我投入一片更广袤更具挑战性的橡胶林,那片大河边岸的苍老橡胶树,才渐次从我的记忆里淡出。 那是一个转折点,付予我生命另一个起跑。异态是更换了挑战的项目,抛弃了胶刀,而是以指导为航程。那时1962年列车开到中途站,响彻云霄的“默迪卡”余音袅袅的季节。 我心坎恰似涟漪掀动,我翩然降落在那片被洋人遗弃如履的荒野园地,是幸焉却也是不幸焉。幸运乃跨入一个中型园丘,摒弃既往小园的地老天荒;不幸是捡起满地悲凉,跋涉在灌木丛生、寸步难移的葳蕤丛林。 蓦然回首,我才惊愕那是意志的锤练与励志,一种内潜的修持训导。 磨练是积极的冲劲,每天晨光初露,我便整装出发,投入那片灌木丛里寻找勤奋的胶工。不必分析,那必然是架梯子采割的老胶树,低割位老早爬满“疙瘩”,无法用刀刃争取胶乳液了——橡胶树光滑娇嫩的颜容耗尽后,把青春焕发的泪液交给了胶工,自己留下斑斑的满脸疮疤,默默地承受枯槁——最后化成灰烬(作者按:那年代尚未研发橡胶木加工制作家具)。 那年代橡胶树最后的挣扎,像灯枯油尽般惨遭遗弃,最后的归宿化为一缕尘埃,终竟灰飞烟灭于缈邈的空间。我在灌木丛中探索胶工的步伐,餐风饮露,窜入奔出,经常头顶拈满枯叶,衣襟沾染朝露,时近晌午,才湿漉漉走回小楼洗澡,然后骑上老爷铁马去那爿唯一的野店午餐。 情绪最为波动是读到“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两句诗。那也是勾起我缕缕乡愁的源头,那始于我孤鳏孑身的青涩年代。三十而立,而我却年近三十犹未立,而在离乡背井的漂泊中在荒林里咀嚼思乡的愁虑。也因此,特别钟情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 这样孤寂孑然的时光,若是轻易让它像水流漂逝,岂不浪费与可惜!心念几经旋转,终于摊开空白的方格纸,用文字填上年来生活面临的所见、所闻、所感。 是基于生活的困惑也好,充满无奈也罢,总要去面对那些场景里蜂拥的悲摧。就像每天走进灌木丛林里,明知衣襟革履必定会被风寒冷露染湿,却未能逃避;不单未能逃避,还得坦然让朝露的凛然拂拭,在一片冰寒中继续保持前进的动力。 面对这样艰涩沉郁的日常厄运,我沉淀之后终于鼓起余勇,决定以文字将思绪经过整理,逐一记录下来。这样,便诞生了《园丘散记》这一系列的追溯书写,也承蒙《星洲日报·星云》副刊编辑采纳,逐篇予以刊登,让我在胶园闲余时光编织文字,兼排解孤寂里的烦闷。 虽然我经营文字速度超慢,每个月完稿两篇,却多年下来也达到积累书册的量数。恰巧这时大山脚的文友有意出版丛书,宋子衡登高一呼获得游牧、菊凡、萧冰、温祥英、北蓝羚(艾文)、冰谷的响应。积资轮流出版文学书的梦想于是敲定。 宋子衡呼吁以棕榈树坚毅不拔的精神为社名,任教的社员涉及公务,我因在私人机构就应声当上社长。那是1970年年杪的事,我的《冰谷散文》(1973) 紧接着《宋子衡短篇》(1972)推出。“棕榈丛书”的样版沿袭自台湾“文星丛书”,页数限于120面左右。 我的《冰谷散文》分成3辑:辑一〈断想篇〉,辑二〈园丘散记〉,辑三〈梦里湖山〉,其实辑一、辑二的内容相似,主题都环绕在胶林生活范围内,只有辑三为生活之余的游山玩水记录。读者大概都深切知道,《橡叶飘落的季节》乃前者《冰谷散文》的续篇,更合适称之为增订版本吧! 触及橡胶园的生活描述,本书不敢言说巨细靡遗,唯已竭尽所能去陈述和扮演。但是,遗漏难免,忽略某些事件也是难免。获得台北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大为的赏析,已经是我写作的最大慰勉了。 【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冰谷篇,下)】冰谷书写胶林的半生
5天前
《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是由“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历经3年联络、追访、记录和整理的一本口述历史合集,其中收集了共19个,由26位亲历者或死难者家属所口述的五一三故事。此书的受访者包含着来自各个种族、各个阶层、各个年龄层所受五一三事件阴霾影响的受难者,让读者能从19个故事的碎片中拼凑出更为客观与完整的“五一三事件”。 “这些故事并非为了‘补充’官方论述的不足,而是打开幸存者的言说与反思空间,让直接或间接经历此事件的马来西亚人得以在历史的伤口上重生,并共同寻求和解的可能。”——傅向红〈绪论:反思五一三事件:个体叙事、记忆政治与和解的伦理〉 想必大多数80至00后的成长和学习过程中始终会有两块禁地,一块是“马共”;另一块就是“五一三事件”。圈起这块禁地的倒不是什么白纸黑字或铁壁铜墙,而是从亲历者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恐惧,因此我(可以说是多数人)从小对于五一三事件的概念大抵就是“一件无法言语且不能去了解的事”,长辈之于后辈的建议往往是最好别看、别理、更别说。 禁地总会被不识恐惧的初生之犊所闯入,这是必然的,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没有一章历史能被永远圈禁起来,而此书便是留给世人的“痕迹”。但是,这段历史的重现并非为了仇恨而存在,而是治愈。受伤流血后往往我们的伤口会结起一层痂,自动脱落后便会慢慢痊愈,但如今要是还将那块本应脱落的痂绑在伤口上,伤口只会越来越疼,疼到麻木。将这块腐烂、发臭、被遗忘的痂给拔下来是作为当代人的使命,上一代的悲剧需要下一代的正视,只有得以“正视”,悲剧的亲历者们才能得以真正的慰藉,后来的人们才能得到启示和教育。 最后,正如书中所引用印尼人类学者 Degung Santikarma 的这段话:“……纪念暴力(事件)无须显著的墓碑、戒备森严的墓园或豪华的仪式,更不需要纪念碑。所需的是一个自由且免于恐惧地谈论和沟通空间,让愿意诉说者诉说,愿意聆听以寻求智慧者聆听,以及可以共存共活的方式,特别是与那些无法忘却的事情及永远无法修复的伤亡共存共生……” 书中频繁出现的双溪毛糯五一三死难者墓园历经万险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但倘若保留下来只是一座座石碑,那便毫无意义;正如Degung Santikarma所言,最重要的是自由地、安全地、毫无顾虑地让所有想说的人能说,让想听的人能听。现在不应该还是那个人们被悲剧恐吓的时代,而应该是个勇敢的时代,勇敢去正视和拥抱悲剧的时代。 后513的叙事:记忆、文学与口述历史? 【文学意见】如何看见逼近的伤口——贺淑芳与傅向红对谈
5天前
每次实验都会揭露更多他方世界的状况。例如《阿弥陀经》说阿弥陀佛是无量光,而阿弥陀佛4字果然是所有神圣文字之中亮度最强的,甚至在“药师佛”3字不只看到亮光,还嗅到药香。 我和李嗣涔教授有一段因缘,就是在大学毕业后参与他的超能力实验长达三四年,正好经历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1987年,台湾国科会主委陈履安召集科学家研究超能力,台大电机系李教授为其中一位。陈履安介绍他先练一套“禅密功”,竟能很快“得气”,李教授因而一头栽入研究。 他开暑期班训练儿童手指识字,许多小孩成功开发出超能力,最珍贵的是有一位真正的天生超能力者来参与,从此两人长期合作,开启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旅程。 我恰逢其盛,大学毕业后又回校上了一学期李教授的“人体潜能专题”,了解李教授的研究脉络,后来以牙医兼科幻作家的身份成为实验观察员,参与每次在周日下午在校内大型会议室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实验。 有时很多小孩,有时仅一两位,他们在正方形小纸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写字或画图案,折起后混合,实验者和受试者都不知会抽到哪一张纸,称为“双盲实验”,小孩将折起来的纸放在手心,尝试看到里面的字。 为了避免作弊,有的小孩蒙眼,而前述的天生超能力者“小舞”则将拳头包在摄影师换底片用的黑色布袋中,她能力高强,通常很快就会看到纸上的字和颜色,她中文不好,因此如果写的是中文字,她就将它当成图案描绘出来。 1999年8月的下午发生了一件影响实验走向的大事,当时小舞看不见某张纸上面的字,反而看到很亮的人影,而其他纸都没有这种现象,也是实验中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结果打开一看,是个“佛”字。 后来李教授开始测试各种“神圣文字”(各宗教文化的神祇名字或符号,并用不同文字书写),混入普通的文字中,并且设计一台机器,每当小舞接触神圣文字并看到光时,就请她调整仪器模拟看到的光线强度,仪器旁边就会显示读数。 每次实验都会揭露更多他方世界的状况。例如《阿弥陀经》说阿弥陀佛是无量光,而阿弥陀佛4字果然是所有神圣文字之中亮度最强的,甚至在“药师佛”3字不只看到亮光,还嗅到药香。 李教授将研究写成书本,这个震撼发现在次年的第二本书《难以置信》提及,5年后的第三本书《难以置信II》又详述接下来的发现,两本书中的事件我几乎都在旁目睹,十分精彩。 李教授后来担任台大校长,不得不暂时中断研究,直到2020年出版第六本书《挠场的科学》,才知道他当年跟我提过苏俄研究者的“挠场”理论已经被实际应用了。 实验还在继续,不知道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步呢。(完整版点此)
5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