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如果你还是总理（首相），你的处理方式会有不同吗？

马：我可不这么认为。很有可能会完全一样，因为我也会依据案头的材料来做判断，而不是坐飞机过去俯瞰海面，漫无目的地找。

南：今年是中马建交40周年，围绕马航事件出现的诸多“阴谋论”会影响中马关系吗？

马：短时间内可能会，对马来西亚的不满情绪主要来自那些在事件中与亲友失去联络的人，我理解他们的感受，但从中马关系的宏观角度而言，应该会维持良好状态。

主要的影响是，一段时间内，一部份人可能不愿意飞来马来西亚，但当他们理解这件事的特殊性、且并非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失职所造成时，他们会改变想法。

民航事故在每个国家都会发生，飞机会失事，造成巨大人员伤亡——事故总是发生在意料之外，难以完全避免。

南：有些中国的公众人物在社交媒体上号召抵制赴马旅游，你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马：为什么要责怪马来西亚政府呢？我们已经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中国方面此次也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甚至使用了卫星搜寻，飞机依然下落不明。

南：《纽约时报》评论说，马航事件凸显了马来西亚威权政治的弊端，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马：我认为，不应该把马航事件与政治联系到一起，这很不公平。波音公司更应该为事件负责，波音应该提供更多方便我们搜寻飞机的机上信息，为何有助于找到飞机下落的信号系统能够被人故意关闭？

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政治化，难道马来西亚是故意要置这些乘客于死地吗？

南：批评马来西亚的人认为，马国的政治民主落后于经济发展，你如何看待两者关系？

马：（笑）想想看，如果中国也实行了西方式的民主，你认为它还能取得像今天这样的成功吗？它会成为另一个印度——议员们将整天打架以进行决策，整个国家没有一个能拍板的强势人物——这意味着，任何政策都无法得到良好的实施。

南：民主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你常说，实现民主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马来西亚在这个过程中走到哪步了？

马：马来西亚实行的并非自由主义式的民主。人们必须理解，多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教育水平的低下、家族政治的现状——所有这些都会延长民主政治得到良好体现的过程。欧洲花了大约200年的时间来学习如何实现民主，现在他们要求一些国家在一两年内完成、实现他们的民主，这是天方夜谭。

南：最近十多年，马来西亚的反对派拥有了相当大的势力，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马：反对派？他们遵循的是起源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到它的发源地看看，在美国（编者注：一部份州），男人获准与男人结婚，但信奉伊斯兰的马来西亚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自由派们总想效仿西方，仿佛西方从不犯错——可是西方世界眼下已经一团糟了——看看那些国家的财政状况！

南：你上世纪70年代写了本流传极广的书《马来人的困境》。40年过去了，情况有没有发生变化？

马：马来人取得了一些进展。当我写那本书时，马来人只占有大约2%的国民财富，我们必须改变那种状况，因而把目标定在30%，这可是高达1500%的增长。

这个目标实现起来非常困难，因为目标本身在变化，国民财富的总量在不断增长。要达到如今财富总量的30%，比当年设想时要更加艰难。所以我们要继续在一部份——并非全部领域继续实施“新经济政策”，以保证不同种族能公平地分享这个国家的财富。

南：你认为政府还应继续遵循“马来人优先”的原则吗？

马：我们仍然应该继续给予马来人足够的支持，至少在某些领域。他们仍需要更多的培训、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他们开设的中小企业应该得到扶持。

南：你在任期间多次调整了对华人企业的经济政策，你对华人的真正态度是什么？

马：他们比本地族群要富裕许多许多倍，因此，他们应该拿出财富中的一部份，与落后的族群分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华人分享了政治权利。当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时，华人公民的数量非常少，我们给予了他们约100万个公民席位，并且决定，华人将永远在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以此与他们分享了政治权利，直至今日。财富的分享是对此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