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参加花踪，是刚从东马过来读书头一两年，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毛头。那时，花踪还没在KLCC举办，而跟书市结合是很后来的事了。

那时的花踪颁奖礼在某个体育馆办，我们先到报馆集合搭上巴士，然后到体育馆去。当一夜热情过去之后，隔天的讲座就在报馆的地下室空间继续进行。

那一年是谁得奖了呢？我还记得的，就只有万辉。

万辉的短篇小说〈隐身〉写时光消逝崩毁的魔幻过程。

评审之一骆以军上台给小说组做总评时说，他读到了一批像是瑰丽奇美的厥类植物的小说作品，而作品当中的细节，也宛如蕨种树身独有的螺旋或锯齿状叶片。我们这些小文青，都知道万辉当时很喜欢老骆，还有刚过世不久的袁哲生；而那年老骆来了，还颁了小说首奖给万辉！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在台下感受到的激动。什么叫“魔幻写实”，不用看完《百年孤寂》，当时就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你的偶像慎重地把首奖铜座交到你手里耶！而老骆好会讲故事，在讲座上他讲了好多他写进《壹周刊》专栏里的故事，小毛头嘛，他讲着讲着，我们听着听着也就信了。如果要细究是什么让我至今仍执迷于小说，大概要追溯至那年花踪的经历了。

但我终究没好好定下来写小说，我的中文系学士论文选了张贵兴的小说来剖析；升上研究所之后，继续选择研究小说，学习分析小说的种种构成元素；我的硕士论文选了李永平为研究对象。在台湾因为研究马华文学的关系，跟旅台马华作家们更靠近了，他们这下真的都成了我的“老师”，不仅仅是如今泛滥成灾的一声客套称呼而已。也因为这段经历，方始了解老师们对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美学标准与艺术追求的执着和坚持。由此，当我重新回看马华文坛的近况与发展，学会了要跳出来看事情，或对一些人事存有更大的宽容。

这些年，也投了散文参加花踪几次，入围竞技场几次，最后都不了了之。这次直接就在第一轮爽快地被刷掉了！但自己也是有底的，写完投出去之后，马上就有“好像写坏了”的了然。这也没什么类似挫败的感受，大抵最近都卡在生活的迷茫郁闷里面，比赛这等事是最不需要来烦的了。不瞒说，从台湾回来无灾无恙地混了几年，这阵子开始思忖要不要彻底脱离文字，到另一个与文字无关的环境？要不要放逐自己远走？

正当以为大概就要“静静走入长夜”的时候，被找去支援访问作家。“嗯，你确定要找我吗？没更好的人选了吗？”然后就访问到了高翊峰…………访问时我追溯到了他当初主编的《野葡萄文学志》，笑，谁还记得这些啊！只有硬蕊文青才会执着这些事吧。做完人物专访，我们要求看他带了什么物件在身上。其中就有卷烟，因为跟袁哲生关系深挚，哲生故去之后，他们保留了抽卷烟的习惯，一直到现在。袁哲生是他们那一辈6年级作家们的老大哥，是他带着翊峰踏进时尚杂志，也教会翊峰和王聪威他们抽卷烟。

啊，我扯远了。

那么，这一次的花踪少了什么呢？当然绝不是退不退场那些幼稚口舌之争。你不觉得这像一群小孩在闹着抢玩具吗？吵久了，在旁观看的人都要觉得丢脸了。

而文学奖出现新面孔，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有新血新活力，才是健康现象。还是要相信得奖的参赛作品啊！作品自己会说话，不证自明，关于花踪的后续讨论还请诸位不妨留些空间给这批作品。

但花踪的巢臼，我在思考会不会是缺乏更宏观的格局？是不是可以思考如何能更积极地影响马华文学？

这几年，马华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生产是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大部份学者和创作者很有默契地同时进入了沉潜期。而花踪除了做到鼓励优秀创作者、优秀作品，还能不能做到更多的什么？花踪要不要考虑增设奖项额位？或将目前的马华文学大奖借鉴台湾《中国时报》停办的“开卷好书奖”，稍作调整？让更多潜力作者与作品能够浮上台面，获得肯定。

你有资源，你愿意出钱，对穷惯了的文学人来说是美事。只是，若能更好地整合资源，能周全细致地考虑到“文学”的部份，这样既能实实在在地惠及马华文学，同时也能同时擦亮报馆门面。

文学、文字“贵”的地方，往往不是在那些有眼可见的部份。

这些年，我从小文青蜕成马华文学学徒，然后很自然地也被安上了作家的身份，开始进入文学比赛参与评审工作。读到在我之后崛起的写作者的作品，我也常会有宛如发现瑰丽宝物的惊艳感，也会为某些文类尚未能够突破框限、总体水平疲弱而感到扼腕。我开始和比我年轻10岁左右的写作者们有交谊往来。由于过去这些年在写作上从前辈作家们那里汲取的许许多多善意、温度和支援，如今我也希望能够怀抱同样的心情去支持这些年轻辈出的作者们。

我想，该在意的，不是自己会不会被超越、被掩盖，而是我们能不能一起在磨人的时代与现实之中存活下去，然后写出自己既满意，也能代表自己的作品。我和身边的创作伙伴们同样深感“继续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有奖没奖，这才是我们在花季过后要去面对最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