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里人？”每当被问这一句，这问题应该含有两层涵义：“你是台湾人吗？”，还是“你是台湾哪里人？”。前者表示你已被质疑，因为你的口音听起来应该不是台湾人；后者表示你已被误以为是台湾人，但可能不是这一区的，大概是从台中、台南或其他地区来到这里的吧。有的时候，语言和口音似乎成了个性化的标志，比起护照和身份证，更能直接代表一个人的身份。

语言在某些层面会被赋予主观的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事。初到台湾，发现马来西亚华语口音重的同学容易引起大家的好奇，被注意可能是好的，但也有可能会被当作“异己”而被大众排挤。

口音仿佛能代言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为了入境随俗、融入群体，我算是有意识地选择语言，对自己的口音塑造、语言转换有着自觉的意识。和台湾人就说台湾的华语，和大马人就说大马的华语。毕竟一个人来到台湾，没什么朋友，必须跟大家说一样的语言，才能认识人、结交新朋友。

后来发现，原来语言和人一样，在外头奔波整日，回到家会想卸妆更衣，想躺下休息喘一口气。

来台近一年后，总算有个好友圈子。5人之中，一位来自高雄，一位来自金门，3位马来西亚人。这圈子不大，小得刚刚好。在全世界都不对的时候，只要有她们在，你就知道世界还在。就在这种充满信任、身心寻获归属感的时刻，语言在我清醒却无意识的当下，最终卸下了粉黛胭脂，打回原形。于是，我开始在高雄金门人面前大剌剌地讲马来西亚华语。身为语文教育系所的学生，高雄金门二人都对语言有着高度的自觉和敏锐度，然而，当好友圈子中有3位是大马人，而大马人都在心灵获得安顿后完全自然且放肆地说大马华语，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之下，两位台湾人也变得非常马来西亚华人。

大学毕业，离开台中，初到台北，又回到了被掏空的状态。台北习惯沉着脸飘细雨，我开始习惯她的习惯，听她用台湾的话语细说绵密的愁绪。每每离开，才发现自己对真挚的情感竟是如此的依赖和执着。大马是原乡，台中是娘家，而台北是寂寞沉思的角落。我喜欢我的系所，只是研究所生活仿如一篇沉闷而冗长的论文，被各式各样的客套和格式束缚。在台北，没有人和我说大马华语，我也没有人可以说大马华语。家乡的话语像是一只受到约束的小猫，无法随着它的情绪而迅速变换成串的肢体动作。台湾的话语反而变成一种实在的陪伴，陪我正视寂寞的轮廓，逐渐接受台北的惨白淡灰，安抚在一旁安静等待的大马华语。

然而，家乡的话语不曾离去。她深深地存在，在我的声里，心里，梦里。只有台北的夜，梦中相遇的，不是家人就是台中好友。梦里通常都是家人或好友在开心聊天，场面些许喧哗，气氛温馨。梦中的我反而成为旁观者，总是在一旁看着大家聊天。

或许正因为他们就在我身边，内心总是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平静自在的快乐和安心。这个时刻，不论是台湾或大马的言语都派不上用场。梦中的我完全不用多说些什么，只要安静的做我自己，这样就够了。这一份平静地自在感受，即使在梦醒以后，也萦绕心头。

样子像极马来妹

如今在台北，也只有跟家人视讯的时候才说起大马华语。语言和口音的转换已经处于自动模式，曾经的自觉意识已内化成发音器官的记忆深处。

昨天太怀念家乡的印度咖哩，去了一家没去过的异国小店吃印度餐，后来结账时被老板问“你是哪里人？”经他这么一问我才发现，如果一个人被问这一句，除了口音问题，还有长相问题。

长相问题，正确来说应该是指整体外观和肤色。祖先从中国广东省梅县下南洋，本是华人血统，但五官深邃，肤色偏暗，说得好听即有阳光少女的模样，说得诚实则样子像极马来人。在大马，杂货店的华人收银员用马来语和我说价钱总额；走在街上陌生人以为我是马来妹。到台湾，我的身份仿佛没了界线，变得更含糊不清。初到台中，卖便当的阿姨忍不住问“你是哪里人？”后来笑说以为我是台湾原住民。后到台北，初识的教授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我是外国人，“她们不说我还真以为你是台湾人。”

语言和口音能够在理性的自觉下作出人为的切换，然而长相和肤色却逃不过大众的眼睛和价值判断，我的身份竟是如此暧昧不明，无论是国籍还是民族。被问“你是哪里人？”，有时会有种想掩饰真相的心态，仿佛这是件极私密的事情，不想随便对外公开。有时却打从心底想获得某种认同，我就是马来西亚人，不，我不是马来人，我是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但这所有的一切，台湾还是大马，口音还是长相，在家人和好友面前，却显得如此虚无缥缈，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