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年前，曾经住过乔治市的一家民宿，在牛干冬街一栋老房子的二楼。那时莎刚从南美回来，他说这栋房子是槟岛的厄瓜多尔。木头房子是橄榄绿衬白色，有个很美的天井，天光的时候，会亮得起雾，大片的影子落在老房子的旮旯，像谷崎润一郎说的那样，那些错落，光抵达不了的阴翳，是明暗的礼赞。

以前的人借日光进屋子，不可逆的是地球的运转。现在的人用电灯制造阴影，不可逆的依旧是地球的运转。

房间的门不是很好，床不是很好，半自动的洗衣机也不是很好，以至于我们的衣服常常有结块的洗衣粉，那让我们害怕下雨，我们会全身起泡泡。

但从天井看下去，可以看到底楼的面包工坊和面包师傅的发旋和他们灵巧的双手。底楼的大门是深锁的。忘了底楼的师傅有没有开灯，还是就着日光烤面包。

在老房子里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嗯，我必须从结束来开始：很热闹的街会慢慢疲累，在凌晨两三点偶有大声谈笑的年轻旅人。然后迟归的人推开民宿底楼的侧门。干涩的门啊～～碰，撞到看守的老先生合瞑的凳子。

“他又要说对不起了。”莎压着嗓子说。

楼下传来年轻人的道歉，老先生说没关系。日复一日。

我们拿枕头压着头大笑。

清晨四五点开始，是睡醒的人的摩哆声。接着是“哒！”“哒！”厚重的撞击声，才知道是报纸印好了，一沓一沓丢在报摊的门口。

然后踩脚车的人上街了，我躺在床上，不确定为什么他一定要摇车铃。

“一定是卖吃的。”莎说。

“他卖什么呢？”

我们谁都不愿意起来。每天清晨市井苏醒的声音在我们各自的脑海构建出一幅不合逻辑的老南洋光景，我们随意地安排郑和蹲在路边吃糜，一旁奶妈在奶着陈璧君。我们不太需要答案。

七点多八点，我们起床，躲在柱子后面偷看楼下忙碌的人。

在氤氲的热气之中，面包香充斥整个空间。就是这个香气，让老房子苍老却温润饱满。一直到底楼的人回望，我们才缩回身子躲在柱子的背后（其实也没那么瘦）。

面包师傅们并不住在楼里，他们早晨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在天井底下烤面包，午后离开。面包和面包师傅都日复一日地出现，再谜样地消失。

像摇铃的脚车目的是什么一样，我们不太需要答案。

有时我们会骑着和街尾的印度大叔租来的菜篮车到海边，车座的卡栓松动了，车包一路下滑到底部，我用一种骑哈雷机车的姿态踩着菜篮车，一边笑一边咒骂。他旁若无人地嘶吼着电台司令的歌。

“…………而我却只是一个怪胎/我他X的到底在这里干么？”

我们到海边但不去看海。那时候我们甚至也不需要目的地。

入夜后，民宿对面是有名的云吞面和咖哩面，我们到小七去买杯面。

我要海鲜口味的，莎坚持要香鸡口味。

他高高举起他的香鸡杯面不愿让步，“还不就是一堆化学味精，你的海鲜都在刚才的海里面啊！”

“你的鸡才在孵蛋呢！”

郁闷地回到民宿，莎把泡好的杯面递给我。

我恶狠狠地啜了一口，瞪大眼睛看着他。

“原来化学海鲜也很好吃呢！”他夸张地给我一个灿笑。

很 多 年 都 没 有 再 见 面

几年后莎又回到了槟岛，而我正在湿冷的大吉岭一户人家鲜绿色的地下室，和A，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一起度过屠妖节。

四面墙都是浓烈的绿色，一点都没有留白。我们躺在里面，像4块斑兰戚风蛋糕。

德国人每天都把睡袋拿出来，起床后在折叠成小卷筒状。如果给他一把折叠伞，他也有能力把它褶回伞袋里面吧。

“那给他一根香肠，他可以还原成一只猪吗？”我蜷缩在被窝里无聊地思忖。

这个临街的地下室在睡醒的时候像被雨淋湿一样刺骨，街道传来沙沙沙的脚步声。从墙上的小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无数的脚踝和鞋子。

“小厄瓜多尔消失了。”莎传来信息。

“是啊。楼下的面包店开了。”我突然好想念后来开张的烘焙坊的牛油蛋糕，那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他的好滋味。

“那你看见干城章嘉了吗？”他指的是从大吉岭看出去，世界第三高的山。

“还没，天气很坏呢。”

“那也不是太重要。”

离开的前几天，我们意外地在清晨遇见干城章嘉，在蓝天下像一道雪白的墙。日光凿刻出的阴翳让山看起来是那样的沉静坚毅不可妥协。那一刻之后，遇见干城章嘉变得非常重要。

我和莎很多年都没有再见面了。他在一个马来西亚护照列明无法抵达的国家制作木的乐器。

我喊不出那些奇怪的乐器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会制造出什么样的声音。而他也不知道曾经一起偷看过的面包工厂做出的面包是什么样的滋味。

关于那些重要不重要，有所谓无所谓，我们都有了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