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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 18:43:58  1782255
萧依钊 ‧ 70年代的华文学会、华文老师……
星云



我仍记得,老师们的音容笑貌。

离开母校加影育华中学已经四十多年,似乎久远,但又似乎并不。有些记忆仍历历在目,有些则漫漶如胶片电影,杂讯闪烁偶尔还会断片。

40年前,还得从华文学会开始说起。

20世纪70年代,是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那时育华中学的同学都把学好母语、传承民族文化视为伟大使命,同时也期望能改革社会,让社会更美好。

为此,同学们踊跃参加华文学会,华文学会会员占了学生总人数的80%。由于人数众多,校长颜金炮先生决定把华文学会分为高级华文学会(会员为中四至中五生)与初级华文学会(会员为预备班至初中三生)。

我也是满怀激情投入华文学会的活动。中二时担任初级华文学会月刊主编。当时,制作刊物都是用手工刻写蜡纸油印的。我和担任华文学会执委的几位同学先把蜡纸铺放在钢板上,用钢针笔在蜡纸上刻写,然后交到校务处,再由校工用滚筒油印机油印。校工先将油墨均匀涂刷在油印机滚筒上,然后卷上刻写过的蜡纸,在滚筒下安放一叠白纸,手摇滚筒印刷机的摇把,每转一圈,便可印出一张油印页。

当时我们的文章都须先交给华文学会顾问黄宝玲老师审改,所以我与黄老师的接触也变得频繁。

黄老师性格嫉恶如仇,办事雷厉风行,但非常爱护学生。我还记得,约莫是1974年,学校新来了两位青年教师,他们看到一两位同学在休息时间阅读现实主义小说,即放话说:“华文学会受到左倾思想影响。这是很危险的。假如我们明年继续在育华执教,一定会设法让学校禁止华文学会!”

这番话激怒了很多同学,一场轰轰烈烈的签名请愿运动随即开展,要求校长拒绝让这两位教师来校。

据说黄老师面斥这两位青年教师的不是,并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吾校师生都不欢迎你们!”

第二年开学时,就没见到这两位教师了。

每 次 想 起 暖 意 透 心

黄老师生于中国,年轻时逃难南来。但她魂牵梦系的是祖国故乡。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我故乡路边的野花,都比你们这里花圃栽种的花美丽!”

马中在1974年建交之前,中国曾从马来西亚进口大量橡胶,并派遣一艘货轮到巴生港口运载橡胶。黄老师听到这消息后,异常兴奋,她带着我和几位同学到巴生港口(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巴生),租了一艘快艇,在中国货轮周边几百公尺外巡绕。她对着祖国货轮引吭高歌〈我的祖国〉。

尽管当时我们太年轻,不能理解黄老师的亢奋感情,但却记住了一些歌词:

“这是英雄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升上高中后,我又被推选为高级华文学会月刊主编,仍是用手工刻写蜡纸油印,但有了刊名,《长征》──寓含着维护母语,是条漫长的征程。高级华文学会的顾问是梁显剑老师。他也是我高中两年的华文科老师。

梁显剑老师温文儒雅,中国文学造诣深湛。他在课余曾教导一些同学赏析和创作古诗。

记得他给我们班上第一堂课时,就告诉我们,琼瑶的父亲陈致平是他的老师。陈致平是历史学者。他在台湾师范大学公开讲中国的历史故事时,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礼堂,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梁老师说,秀外慧中的琼瑶是许多同学的梦中情人。班上一位调皮的同学就问他说:“老师,您也暗恋琼瑶吗?”

跟梁老师熟络了以后,他知道我爱读书、爱写作,也知道同学们给我取了两个外号──“蛀书虫”、“新闻记者”,偶尔也会以这两外号谑称我,但他不时会严肃地给我指导。

他见我每天都往学校图书馆钻,什么书都借来看,就劝告我,若要在文学上下功夫,阅读就不能太杂,得集中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

梁老师给我的作文都打九十多分。很多年后,遇见一位学弟,才从他口中得知,梁老师经常拿我的作文簿去给别班的同学传阅,并要他们学习我的作文的优点,即“少陈腔烂调,有很多创造性的、形象化的形容词”。但他从没当面称赞过我,也许是怕我因此而骄傲自负。

1978年,我加盟星洲日报当新闻记者。梁老师担心“爱打抱不平”的我容易闯祸,即委托一位同学转达他的忠告:“凡事不要强出头,露出土面的芋头是先被挖除的。要沉稳内敛,才能走得长远。”

偶尔想起这些老师,想起曾一起在华文学会办活动的同学,心里都不免泛起一股暖意,似暖流,在岁月的洪流里安静地流淌着。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副刊 ‧ 文:萧依钊(吉隆坡) ‧ 2018.08.08 2018-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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