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看法认为，中国现在拥有一个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一位“终身国家主席”治理的稳定政府。中国摆脱了政治变革的压力，它巩固了一个特别压制的市场列宁主义，势将在无限未来迅速增长。其日益中央化的经济管控和野心勃勃的工业政策如此有彰效，对西方构成了无数的威胁。

这些论点是错误的。中国并未摆脱导致其他地方被迫进行改革的政治复杂压力。相反的，这些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致习近平政府的整个政策结构都是对这些压力的反应。

2005年前后，中国领导层担心国家正在分崩离析。当时经济改革停滞、强大的利益团体控制着政策，地方政府不听命，部长无视总理，军中将领腐败削弱军队，腐败也腐蚀中共党的合法性。这些势力是强大的：中国难以驾駇的省份和利益集团往往堪比欧洲国家。

出于对危机浮现的担忧，中国领导人制定了一个以市场资源分配加上政府中央化的新经济计划。为了促进决策，最高领导层由7人而不是9人组成，同时排除“极端”意见（伪毛泽东主义者薄熙来和改革派李源潮）。关键政策领域由小组领导小组控制，包括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每个小组的主席都是同一领导人。

习近平获得的权力分配伴随着艰钜的改革任务。市场资源分配将会破坏每一个强势集团的权力和财务状况：国有企业、银行、党、政府、军方和地方政府。习近平去除改革异议者的手法──反腐运动──不仅疏远了这些领域的领导人，也使官员对实施改革战战兢兢。

反对派都是如此坚决，以致支持者希望─最好的情况是──习近平将利用首个任期巩固权力，第二个任期实施改革。

当然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巩固了其权位。出于习近平第二任期后反对势力会进行报复和对改革开倒车的顾虑，因此决定允许习近平任第三任期。

西方有关习近平成为“终身国家主席”和毛泽东以来最具权力中国领导人的结论是完全错的。

习近平并没有权力单方面执行其议程或者无限期地执政。对手的进逼折射出了其脆弱性。他的许多头衔反映的是不安全感。对权力充满信心的邓小平掌权时的另一主席身份为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

习近平的两难困境体现在他无力或不愿意作出战略决策。他主张法治，却扩大负责定谳的党委的权力。他提倡国有企业市场化，但却加强党委对国企和私营企业的商业决策的控制。在面临快速改革与增长放缓，以及增长快速而改革放缓的选择之下，他承诺的是增长快速和改革快速。这像梅伊更甚于毛泽东。

中国现领导层更明确地承认新经济环境，规划也比任何前任更为出色，但政治抑制了经济改革。习近平尝试把蒋经国的经济学与（韩国已故总统）朴正熙的政治学结合起来。

习近平也是脆弱的。近期，他从媒体上消失几天，一部奉承的电影突然撤销了，他的肖像突然被移除。保镖突然换人了。律师和学生越来越自信。年度北戴河会议亦具争议。

这与领导经济快速增长之势锐不可挡、一个无所不能的终身国家主席看法相反。基于这一错误的假设，导致美国宣称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安全敌人，并因假设中国政治化经济卓越前景而发动一场绝望的经济战。这令人难过。

若对自由企业制度更具信心，以及对中国政治困境有更多看法，华盛顿将从中受益。特朗普对“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恐惧，是重蹈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担心被日本工业政策所淹没的覆辙。

同样，美国的接触政策未失败。它创造了预期中的社会和政治多元化。中国可以继续自我毁灭循环而使其崛起受阻，它可以民主化，或者找出新方法引导多元化浪潮。接触政策的批评者既不了解中国广大社会变革所需的时间，亦不了解习近平在谄媚头衔下要面对的现实。（译：星洲日报/章玲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