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且使用进步的方式来消化社会大众所制造的垃圾，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最头疼的环节。与日俱增的家庭垃圾和固体废料量，面对垃圾掩埋场饱和的窘境，另一方面却需面对日益抬头的绿色运动、争取低碳干净居住空间的舆论压力，使政府在这方面若处理不慎，束手无策，无疑将对城市环境治理带来巨大危机。

我们的垃圾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过去一周，有3则新闻值得大家关注。

1月21日，柔佛行政议员陈泓宾为新山郊外乌鲁地南的第一个建筑废料掩埋场主持开幕，指该掩埋场每趟仅征收30令吉倾倒费，比更远的掩埋场便宜一半，使建筑承包商不能再以距离城市路途遥远及无法承担昂贵倾倒费为借口，而随意倾倒在非法垃圾场。事实上，除了建筑废料，全柔14个垃圾掩埋场都已接近饱和状态。

1月26日，槟州首长曹观友为改建的峇都茅固体垃圾转运站主持开幕时表示，槟州资源回收率已达38%，为全国第一。但转运站每日处理近千吨的垃圾量中，实质上尚有40%乃是有机垃圾，如厨余。

同一天，在巴生河流域，房地部长祖莱达指该部已经鉴定双文丹作为兴建垃圾再生能源场（waste-to-energy plant），仅待内阁批准，以取代甲洞焚化炉计划，并预计在两年内实现“一州一垃圾再生能源场”目标。

不过，非政府组织“吉隆坡不要焚化炉”则认为这只是新瓶装旧酒，美其名垃圾再生能源场，实质上就是焚化炉。

过去至今，马来西亚的垃圾主要以传统掩埋技术处理。若透过高科技来处理垃圾，如焚化炉、把有机垃圾转化为燃料或肥料，或使用垃圾腐化过程的沼气来发电，则成本非常高昂，以目前州政府和县市政府的财力，也必定负担不起。

但今天，几乎全马各地皆面对垃圾掩埋场饱和，又无法寻找到适合的新掩埋场。没有人愿意和垃圾场为邻。垃圾掩埋场不但不足，且每趟运往掩埋场的垃圾其实都涉及人力、运输和倾倒成本。每一座掩埋场，也离开城市非常遥远。换句话说，民众制造越多垃圾，则政府需要消耗在处理垃圾的开销则会更大，而原本可以用作其他发展用途的预算则会被稀释。但是，正如曹首长所说，送往掩埋场的垃圾，其实尚有许多再利用的价值，却白白被浪费。

遗憾的是，主流的思维仍然聚焦在“如何处理和消化垃圾”，而非“如何减少垃圾的生产”。我们仍然欠缺完善的政策指南和法律，且管理和规范方面也相对中央集权。

从源头出发，民众率先在家里减少制造垃圾，进行垃圾和厨余分类，再把垃圾送至转运站再进行二次分类，直到剩余最少量的垃圾，才运往掩埋场，或许为目前最优选择。

但最困难也许在执行意愿上，全民能否动起来一起参与？减少制造垃圾，以及要求民众负担更多垃圾减量的工作与责任，则政府必须要有一套更细致的社会治理方式，以及跨部门合作，包括如何从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开始。

如果在餐厅落实全面禁烟——这么颇大争议的政策，民众也开始逐渐适应，为何早已达成“全民共识”的垃圾分类和再循环运动，讲了那么多年，却还不能成功？

（星洲日报/城乡大桌·作者：丁杰隆·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