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吉隆坡居民很多都来自外坡，一到华人新年便返回家乡过年，使隆市变得人车稀少，一片沉寂。回忆我童年时代的吉隆坡，以本地居民居多，新年还未到已开始热闹起来了。

那时茨厂街还未被规划成摆满小贩档摊的步行街，仍有车辆通行。只在新年前开设年货夜市场，让公众申请临时执照摆档售卖新衣、腊味、年糕、鞭炮、海味、糖果等年货。我那个白天在茨厂街用手推车卖烧鸭的堂伯，有几年也在晚上摆档卖新年腌制糖果，如糖莲子、糖莲藕、糖冬瓜、椰丝、椰角、腌柑桔、花生、瓜子等，让顾客买回去摆放在一个八角形的全盒里招待前来拜年的亲友。几乎样样都甜，吃了应该不会“屙甜尿”吧？

新年时我妈妈总带着我们几姐弟乘坐三轮车到茨厂街的堂伯和另一亲戚家中拜年。妈妈和二姐坐在三轮车的座位上，三姐和我两个小孩就蹲在她们的脚前面。我们虽然很瘦小，但有4人之多，难为那三轮车夫出尽谷屎之力踏到气喘如牛，那区区几毛钱也不是容易赚的。

童年时拿到的红包不是像如今那样装进印刷精美的红包封里，而是由大人用一张张剪成四方形的红纸，把硬币包进里面，折成小小的长方形。通常得到的是两毛钱或四毛钱，也有“孤寒铎”只包一枚5分钱银币加一枚1分钱的四方形铜币，真是“执到都喊三声”；要是拿到一封有1元1角的，就会欢呼：“发达咯！”

每年新年，我叔叔都买“滴滴金”、玩具手枪和鞭炮给我玩。“滴滴金”形状类似拜神时所烧的香枝，用火柴点燃其末端，会发出漂亮的火花四射，历时不到一分钟，一闪一闪的光芒滴滴如金，所以叫“滴滴金”。

那种玩具手枪玩时得放置一卷弹药子码进枪膛内，条状的子码上有一粒粒凸起的火药，随轮盘转动。我每按压一下扳机，枪内的金属零件便敲击在子码条的火药粒上，发出“砰”一声的“枪声”，令我幻想自己化身为西部牛仔片中的John Wayne（那时Clint Eastwood还未出道），自我陶醉一番。这种能发出微弱枪声的玩具枪相信现代小孩不但没有见过，甚至连听也没听过。我自小就“揸枪”，还好长大后没有像许冠杰那首《半斤八两》所唱的“够姜揸枪走去抢”。

当年国内尚未严禁燃放爆竹，所以我放鞭炮放得不亦乐乎。一排鞭炮约有20支，我把它拆开一支支的放。最惯常的玩法就是将一个空的炼乳罐在罐底钉一个洞，洞底朝天，把一支鞭炮插进洞里，一点燃爆炸后，整个罐子便被弹得飞上半天高。也见过顽皮的孩子把鞭炮放进玻璃瓶里点燃玩“爆樽”，危险性较高，他们长大后应该不会变成研制土制炸弹的恐怖分子吧？

早年新年时也常见醒狮采青，若是在双层店屋的楼上吊出一串生菜和红包，狮队就得竖起一根粗粗的木桩，由众师兄弟在地上合力抓紧支撑顶着，负责舞狮头和狮尾的两人就爬上木桩施展难度甚高的平衡技术在高空把青采下，极考功夫。我并没有见过女人舞狮，如果由女人来舞，不知是否叫“河东狮”？

我还曾在我小学同学的家观赏过难得一见的“采蝎子青”。他们在地止摆出一只蝎子的形状，用一个筲箕盖着生菜和红包做蝎子头，前面摆两只柑做蝎子眼，一根秤杆充作蝎子身，吊秤砣那弯弯的铁钩当蝎子尾，蝎身左右两旁各放4截甘蔗做蝎子脚，前端再摆两把柳叶刀做蝎子螯钳。两名舞狮头和狮尾的表演者绕着这“蝎子”舞动一番后，就用“狮嘴”先后叼起8段甘蔗的蝎子脚，再取走两颗柑的蝎子眼，然后翻转筲箕的蝎子头，把生菜和红包取走。过后还捡起地上的秤杆和两把柳叶刀，大耍一轮功夫。这种“采蝎子青”我一生只看过那唯一的一次，现在不知还有没有人表演，希望不会就此失传。

在那个可自由放鞭炮的年代，到了年十五元宵节新年结束的前一天，各商家都大放爆竹，似乎认为放得越多来年的生意会越兴旺，半山芭十二间一家楼高4层的汽车公司，甚至把一串长长的鞭炮从4楼吊至楼下，“乒乒乓乓”响足15分钟才烧完，震耳欲聋。但如今放鞭炮随时会被警察抓，这种盛况名副其实的“已成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