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兹路是门罗（台译孟若）的小说《弗莱兹路》里，女孩黛尔和家人住的地方。他们的房子在路的尽头，摇摇欲坠，旁边有九亩地，黛尔的父亲在那里养狐狸。附近还有树林，和沼泽地相连，不远处便是班尼叔叔的房子。班尼叔叔是黛尔父亲的帮手兼朋友，他们靠卖狐狸皮维生。他的房子比黛尔的房子还要令人绝望，木板没有上漆，窗帘破旧，后面的树林里总是有成群的昆虫在飞。屋里还有一堆东西，有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也有别人扔掉的。班尼叔叔有捡东西的习惯，他似乎迷恋于物品的残破和衰败。

一天，班尼叔叔通过报纸上的一则征婚启事迅速和一个很年轻的女孩结了婚。这个女孩只有十六七岁，带着一岁多的女儿搬进了班尼叔叔的房子。搬到弗莱兹路后，女孩处处表现得和那里的一切格格不入，孤傲、彪悍，对班尼叔叔颐指气使，发脾气时会扔水壶和剪破班尼叔叔的西装，甚至也会对商店老板做出类似的事。她显然对这段婚姻很不满，是她的家人迫不及待地想把她嫁出去，而嫁到弗莱兹路更使她满腹怨毒。

在女孩冷漠地拒绝黛尔的母亲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后，黛尔的母亲对丈夫抱怨和评论她。她最后大声说道：“她会适应弗莱兹路的生活的”，这句话带给我很强烈的震颤，以致我后来在餐桌上多次对夏木提到它。

 其实黛尔的母亲也讨厌弗莱兹路。所以她总要强调他们住在弗莱兹路的尽头，就好像“尽头”意味着与众不同。她还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每年带着黛尔在那里生活几个月。她走路时抬头挺胸，谈吐优雅，裙子永远熨得服服帖帖的。可惜她终究走不出弗莱兹路的生活，注定要遗憾地在那里面老去和死亡。

“她会适应弗莱兹路的生活的”，这句话总是让我想起很久以前认识的那些女人所说的话。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而她们已经是从职场上退下来的母亲，在城市里过着充实而优渥的生活。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我说出“你要学会适应这个社会”这样的话。其中一个精干、体面的女人甚至大胆地对我发出预言，“你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她预言时眼睛睁得又大又圆，腰杆挺得直直的），因为她发现我结交的男友（正是夏木）竟然是个不可知论者，而非信仰上帝的人。

这样的预言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甚至可能成为一段婚姻永远的阴影，或是足以摧毁一个胆怯、深信宿命论的女人的生活。我又能说什么呢？毕竟我不是一个真正好斗、要强的人，在未知的命运面前也无法口出狂言。我当然也不会这样问，“为什么我们要一样？为什么？”因为我极度害怕一语成谶，无法超越（无法自我救赎），或落进陷阱的感觉，那样只会使我更加无奈、自怜，也更憎恶这个无处不在的“社会”。

有时候我会感觉或想像乌拉港是这个世界上无数的弗莱兹路的其中一条（想想公车站的那些野狗和乌鸦、水沟里的垃圾、青苔及孑孓）。我们家后面有一间印度人经营的杂货铺，老板是一对敦实的父子，两个人都干练、勤恳，父亲比儿子要寡言些。突然有一天，店里出现一个和善、丰满的女人，腼腆地坐在收银机后面。原来是儿子从印度娶回来的新娘。她不会说马来语，我不会说印度语，因此我们一直是以英语交谈的。我时常去那里买面包、咖喱粉和零食，有时候天气过于炎热，架子上的巧克力都已经开始融化了。

似乎没过多久，那个印度新娘就学会说马来语了。她比从前更从容、开朗，能准确地告诉顾客哪些东西搁在哪个架子上，还能像丈夫那样使唤工人搬货品和整理货架。她还生了几个孩子（三个？四个？），我有时候会看到她的孩子坐在柜台旁写作业，她在旁边专注地看电视、吃蜜饯。这些年我偶尔回乌拉港，每一次都会去光顾他们的杂货铺，我惊喜地发现她一点都没变老（我已经离开十三年了），只是头发剪得很短，身材更臃肿些。她没有像班尼叔叔的太太那样，充满怨恨，最终离家出走，而是踏实地在乌拉港住下来，过起富足而舒适的生活。

这说明什么呢？也许这个印度女人在适应“弗莱兹路的生活”这方面足够努力，表现得足够好；也许是因为她的性情、期许、生活经历和班尼叔叔的太太不一样；也许经济宽裕足以抵消生活中的许多不幸；也许是因为她有一段美满的婚姻，或者也许乌拉港根本不是弗莱兹路，至少在她那里并不是，我不该将自己的生活或臆想投射到她身上，对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