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以前，除了工会运动以外，大马很少比较制度化的社运团体。1970年代后，不少华裔左翼和专业人士，投身华教运动，成为一支具有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到了1980年代，大马社运的主力，其实是董总带领下的华社民权运动。

当时其他议题的社运，如环保、妇运、消费人运动，多是城市精英取向，只是零星地存在，只有董总领导的华教运动，才是一支有组织的群众力量。董总这段黄金时代的最高领导，就是林晃昇。

1980年代的董总，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观念引擎，甚至是政治思潮的发动机。在我国民主化中发挥强大启蒙作用的概念──两线制，就是1980年代中期在林晃升领导下，由董总的核心干部提出的主张。当年的董总，俨然是大马公民社会的实质领导，如同今天的净选盟。

吊诡的是，1980年代的马来西亚，在巫统党国威权下，是“强国家，弱社会”局面，唯独华教运动崛起。可是在2010年代，在政治转型冲击下，我国呈现了“弱国家，强社会”形势，华教运动却是萎靡低弱。

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过去十多年董总的低迷，主因是他们在社会变迁中失去自己的角色，在浩荡的社会转型风潮中，依然故步自封。在组织结构上，董总从中央到地方，组织自我涣散，人员凋零老化。在情感话语上，老旧的传统呐喊，无法连结网络时代的新兴世代，难有情感共鸣。

林晃昇时代，董总是依靠民族主义动员，结合社会进步力量，试图在文化和母语教育上，回应国家霸权和高压。在当日而言，这可说是一支公民自主的教育改革运动。

但是，林晃昇之后的董总，这股社运性格和教育改革的元气，出现下行和退化的颓势。董总的事务日趋常态化和社团化，组织成员及其偏好也日益华团化和琐碎化，领导人的准入门槛越来越低。结果，社运的气慨和教改的格局，一年比一年地退缩和平庸，精神上更不接地气。

如今政治民主化到来，意味着政治机遇扩大，参与体制的机会逐渐开放，也代表社运影响力增强。沉滞十多年的董总，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灵魂，与新的时代精神再度连线？

回到根本，回到初衷，董总带领下华教运动，本来就是一股自主独立的民间教改运动，试图在文化威权的环境下，寻找进步的、人本的、优质的、替代性的教育模式。

今天，政治氛围的改变，政治空间的打开，对董总长期奋斗和提倡的教育主张，应该是提供了更有利、更包容的政策空间。如果董总可以在本身的使命和定位上，明确界定为一个真正从事教育改革的进步专业团体，把长期在华校和独中的成功模式和改革经验，在政策圈内或不同族群之间分享，必然会增强董总的角色与地位。

一个真正的教改专业团体，还要提出进步和前沿的教改主张，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反被国家超前，或落在社会后头。

当然，任何组织使命和定位的再造，必定涉及到组织的重建，用电脑术语，就是重灌作业系统，删除恶意程式，过滤垃圾邮件。一个从事教改的进步专业团体，必然意味专业能力必须改善，它肯定需要对组织内的习气、文化、治理甚至人事作一定程度的翻转，要有创造性的破坏，包括对某些华团旧习要作出一些割舍。

新的时代精神来临了，旧的话语模式已失灵，喊打喊杀的战狼时代不再，否则会面临边缘化。董总宜重新取回在教育问政上的专业、理性形象，提高政策倡议能力，才可能在政治转型的阶段，继续保有自己的角色，以及保障母语教育的永续发展。民主化时代也意味着社运团体彼此竞争，没有人可以垄断独霸。谁不改变，谁就式微。

（潘永强博士是政治评论作者。本文为“纪念林晃昇逝世17周年公祭暨华教行”系列文章之一。由董总及雪隆董联会组稿，内容为作者观点，不代表组织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