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逆流》（Melawan Arus）于2018年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后的7月份开始制作，10月份完成即参展自由电影节，前后不超过4个月。“其实当时很多人说，这么早就制作

批判、分析大选变天的纪录片会不会太早？”导演阿鲁帕卡什（Arul Prakkash）当时面对不少质疑。他回应，片中的各领域社运分子不过是站出来发表他们的看法。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观众观后都说，“啊，他们（受访社运分子）说的好像都正在发生，国家朝着与理想不同的方向前进。”

这或许是这部纪录片最讽刺之处。

说起来，纪录片并不是一种嘲讽政治的艺术，它真实且直接，阿鲁也不否认。他直说，纪录片只是用影像发表看法的其中一种方式。他不像有些人能写，或作曲，他习惯影像。

《逆流》集结了很多领域和不同世代社运分子的访谈。开头即是敦马哈迪连同希盟各成员党领袖召开发布会，宣布希盟成立新政府。画面接着进入一连串社运分子的访谈，大伙都没想到509真的会变天。

片中，律师法迪雅接着说，这场改变是源自人民的愤怒，再也无法负荷生活压力、国家经济和政局停滞不前的现况；前学运领袖阿当阿里则表示，年轻一代并不是为过去投票，他们投给未来，他们投给希望。这也是阿鲁想透过《逆流》表达的心声：胜利属于人民，而非任何政党或政治人物。

其实，导演阿鲁也是社运分子，509大选政党轮替后，他感到挫败。多年来他看过多少人为各种抗争而努力奋斗，他从交流中学习，受到启发。很多原是反对党的政治人物，现任的国州议员都有社运背景。然而，政党轮替后，各方论述都由希望联盟主导，那些政治人物诉说怎么促成改变，怎么获得这场胜利。

“对我来说，这不关他们的事，而是人民隐忍多年来终究受不了，想要改变。”他引述70年代学运领袖希山慕丁莱斯的话，“这些抗争甚至是从国家独立就开始，而且还会持续。”

阿鲁想透过《逆流》强调，是人民的抗争造就这场胜利，无关政党和政治人物。是人民，从个人到社区、非政府组织、公民组织、不同世代的人，贡献了这次改变。“我也想带出，改变不能就这样结束，我们必须确保新政府对人民负责、维护人权、不歧视等等。”

《逆流》或许真的拍得早，但恰恰就在变天后数星期、数月后，人们感觉事态不太对劲。现在，社交媒体不也充斥不满的声音？

用影像为不平发声

谈回阿鲁。1998年国中毕业后，等成绩放榜当儿，他问父亲该做些什么打发3个月的升学空窗期。父亲告诉他：“如果你去打工，不过是赚钱和学习技能，没法获取知识和经验。有个非政府组织透过影像推动人权，不如去试试。”

父亲提起的非政府组织是大马社会沟通中心（KOMAS），阿鲁在那里志愿工作3个月。正值烈火莫熄时期，阿鲁跟着KOMAS工作人员上街记录。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走在吉隆坡东姑阿都拉曼路街头看着街上的警察、人群，不免害怕，想着“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什么事？”

随后他跟着去原住民村庄，拍摄记录原住民遭迫迁。“我认识到很多草根群体和边缘社区的人权、土地问题，启发我继续在非政府组织工作。”

后来阿鲁用影像记录社会，议题涉及反对歧视、人权、草根群体、投票权益等。2004年离开KOMAS，他加入国际非政府组织WITNESS。过去几年，他游走东南亚地区，与社运人士、记者、影像工作者为伍，培训人权议题的影像记录、影像归档、数码叙事等。

变天后，审查制度稍有改变

老问题，马来西亚的言论并不自由，对影像工作有何影响？阿鲁一笑置之：“我才不管呢，我们本来就反对审查制度。”

2013年KOMAS放映纪录片《停火地区：斯里兰卡杀戮战场》（No Fire Zone: The Killing Fields of Sri Lanka），引发斯里兰卡驻吉隆坡的最高专员署要求撤映，执法人员到场关注，在映后向负责人问话。2017年，协调员丽娜辛德莉（Lena Hendry）在2002年电检法令下被判罚款1万令吉，当时阿鲁也为这场官司四处奔走。

政党轮替后，他不否认情况好转了一点，至少非盈利组织自由电影网络可以和有关当局探讨审查制度，从前则是毫无途径。

再来，阿鲁认为人们消费资讯的方式也应改变。“从前主流媒体没有平衡报道，所以开始出现独立媒体。现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留言者根本只是假账号，资讯复杂乱窜。”

阿鲁认为，现今社会不只需要更多平衡报道，媒体应做更多调查报道。“不只是报告部长说了什么，那还不够，还有他的政策内容、影响层面，资讯不能只停留在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