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说故事的时候。这次我想说的，有两人，一是中国近代革命家孙中山。这位领袖政治思想深刻、行动理念明确、目标清晰不拘泥；另一人，是孙中山出生前两年逝世的拜上帝教教主洪秀全。这位领袖在1851年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之乱，内战持续20年，死伤人数达7千万，甚至还一度占据南京称帝，是历史上著名的反清领袖之一。你可能会好奇，这两人，虽然身处在相近的时代，但理念、思想和背景风马牛不相及，摆在一起，不觉得唐突？

一点也不，因为孙中山的思想，是曾受到洪秀全的事迹所影响和启蒙，他甚至频频在自己著作和对话中将其冠上“反清第一人”的美誉，还一度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当然，后世有研究发现，孙中山当时对洪秀全的崇拜，一部分是出于时代需要，因为洪秀全在广东、广西一带的名气很高，才借其事迹来搞反清，更容易引起农民和乡亲共鸣，也较能激起青年的革命情怀，其实他并不完全认同洪秀全的想法，这也就是为何，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就停止谈论太平天国。

其实，孙中山觉得天国的覆灭无可避免，一来政府内人人想做皇帝，他们只知革命而不知民权，二来专制又反文明，砸庙毁碑，铲除所有和上帝教无关的宗教和文化，根本与“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背道而驰。这些让孙中山不敢恭维的政策，再加上其1894年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谏言清国政府改革时被冷落，让孙中山认定改革力度需要够彻底，因为只有推翻封建帝制，以全新制度取而代之，才能够彻底重组和修正社会结构。

这些思想和事情，促使孙中山5个月后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并自此在中国各地展开各种起义，就算清政府之后实施变法立宪，其推翻帝制的想法依然坚定。实际上，其革命思想并不复杂，他认为制度经常深入民心和国体，若只改变方式而不改变制度，则其最终必定打回原形，所以中国过去尽管经历很多朝代，但并没出现过新政府，因为朝代更替不过是“皇帝更替”而已。好啦，东拉西扯后，我应该要讲回重点了。

这种想法，尽管已是N年前的，而且当时变天后的中国，确实也没立即变得更好，但这讲述了一个放诸四海皆准、没有时代限制的规律：制度永远是问题的根源。我再打个比方，程序编写员在编写程序时，若碰到问题，在想方设法后仍无法解决，他们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删除重写；会计书记也一样，做帐时发现账目无法实现平衡，检查多次仍察觉不出问题，也必须重算，因为既然无法取得想要的结果，纠结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重新开始。

若重写重算后发现问题还是没解决，那问题肯定就在你算写的方式和过程（制度）。我们现在把焦点拉回变天后的“新大马”之上，不也发现，变天前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依然存在？很多民众不解，为何政府换了好像没换，以前人们以为只有国阵才会捅出来的问题，现在却轮到希盟去捅，结果民怨依旧冲天、社会依然撕裂、在野的还是喋喋不休、执政的仍在自我催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很明显，这已非单纯的党政问题，而是更深刻的制度问题。

不同的人在相同的制度，最终会被制度同化，而制度是集体意识的体现，个人在有问题的制度之上没有作用，若把康熙皇帝摆在清末，他肯定无法再创康熙盛世，何解？因为当时制度已腐朽得怎么改都不对，所以换个强人上去已解决不了问题。同样的，我们要迎来真正的新大马，政府必须重新检视国家目前的政治、经贸和教育制度，以对其进行彻彻底底的改革，才能突破当前我们所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困局。当然，制度问题的根源，大家都心知肚明，即是种族政治。

这种模式让政党继续按独立前殖民政府那一套，为国内各族在政治和诉求上实施“分而治之”、种族特征超越绩效成果的投资政策、保护政策促成的低效率官场文化、不容同党议员有异议的集体党鞭制、选区划分的过程和方式不透明、政策拟定过程不透明等等。这些问题都源于制度，所以在制度没改变的情况下，你觉得谁做政府有差别吗？事实告诉你，没有。所以，此时此刻的我们，是时候彻底重组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