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六点零四分起床，蹲在抽水马桶上打坐。这第二浴室（我为该用哪个词语踌躇很久∶厕所？冲凉房？或一九九八年游中山时，导游用普通话叫我们“去玩〔完〕”的洗手间？都不很适合。直至查阅《中英图片词典》才找到适当的字眼。这种集洗手池，淋浴隔间和抽水马桶的三合一，我们童年时是没有的。洗脸时，各自预备一只洗脸盆，内搁面巾，牙刷与牙膏。大便用厕所，高与墙齐，三级阶梯上去，中间开了一个坑，两边有垫脚石，坑下是胶质粪桶，由吉宁工友从后面的狗洞拿进拿出。冲凉则设另外一间冲凉房，与厕所齐高，但与厕所隔了一人也挤不进去的窄巷，靠墙竖立一条白铁做的管子，让水从天棚流下〔天棚就是其屋顶〕。上面开一个小小的洞当窗口，因南来的叔叔伯伯水土不服，怕遭凉。平时一个月冲不到一个凉；冲凉时，一边从水池中勺水，一边跳脚，砰砰争，店里，就是店外的过路者都听到。有些还甚，只逢年过节是那么洗一洗，也只不过勺点水到洗脸盆里，以毛巾在脸上身上那么抹一抹，就算了∶这是所谓干洗），是两房共用的，要关就要关两道门，因此如菊凡兄所言∶“温祥英小便不关门。”何止小便，就是大便也照样。所以当我今早蹲在抽水马桶上打坐时，不其然想起现在正流行的开放式概念。

二○一○年正月一号，我结婚摆酒的四十三周年日，陈政欣和叶蕾贤夫妇在杜忠全带领下，携来几位文友，计有张光达，许通元以及韩院的黄妃（钟可斯在吃晚餐前才去载他）。我就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地夸夸畅谈，大赞我的十八层。又谦虚地称我运气好，以二十五万买下此单位，而现在价钱起到四十万或以上。这全因隔壁单位的新主人以三十二万买下，再花二十万装修，能打破的墙都打破，依照他从各国酒店观察所得的开放概念，把它改头换面，连浴室的门都拆了，安装上半片玻璃门，洗淋浴时，可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我示范，右手高左手低，然后左手高右手低地擦背。有谁非常醒目，追问我哪儿知道。我答曰∶我老师史密斯在班上如此示范。

今早我醒悟，那不是史密斯，而是阿当。他示范右手高左手低，然后左手高右手低地擦背，一边引吭高歌。他有一个时期蓄了满脸满口胡须，忽然一天剃得清光，如拔了毛的鸭屁股。于是好事者问他。“No grass can grow on busy streets.”（繁忙的街道，草不可生。）我现在上唇光滑，下巴光滑，也无非想保持这个印象。

从他，我想到另一位英籍教师，北方先生（Mr North）。我记不起他是否有教我班，但肯定教大学先修班。他跟邱启丰的女儿搞师生恋，连校长的位置都丢了。邱启丰可能从戈比或Brinsford训练出来，一身白衫白裤，白裤可能是沙士坚（sharkskin）做的，活脱英国绅士一位（反观我，T-恤短裤，成个郎车佬）。他会右手掌托着打开的书，左手做势，朗诵着某段英诗（肯定是某浪漫主义诗人），我则托着下巴，眼望着窗外随风婆娑的树顶，不知遐思着什么。我是遐思他读大学先修班的女儿，亭亭玉立，容光焕发，惊为天人。当时我既天真又纯洁，不存邪念（其实，现在一丝印象都没了）。遐思归遐思，我不敢高攀，只有望梅止渴。

对店后廖牙医的女儿，玛丽，我也是自惭形愧。她高高瘦瘦，躲在母亲身后，好奇的看着我，看外星人似的。我连叫她名字都被玩伴们取笑。（其实当年她只不过是个gangly young girl）。一九六一年，马大新鲜人，对着这位学姐和一位学长，我只觉得她可怜地看着我。

经济学院院长、皇家教授翁姑阿兹的女儿（不知是否就是目前任国行总裁的那个），也是高高瘦瘦，皮肤白皙，我旧同学及死党安华费沙总跟她同行，有说有笑。我就没有那种胆量趋前相认。（其实她门牙装了铁线支架。）

这三个女孩与我的以中文写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也不很清楚。只是当天早上，想到此处时，忽然有种顿悟，或圣显，以为找到答案（到了这种年纪，早知道没有答案的）。这三个女孩子似乎处身在另一个世界中，一个我只能从外往内望的世界，可望而不可即；纵使侥幸能挤进去，也会觉得局促不安，不能自在。

这就得看我的出身背景。中国传统是“英雄不问出处”。话虽这样说，但总免不了耿耿于怀。我这不是看不起荣伯，我妈，各个叔伯婶姆。我对荣伯年纪轻轻，一条短裤一件背心，从中国南来，靠自己双手，以及不断求变，求进步，求增值，成为全太平最杰出的裁缝，或我妈只凭新宁骨在太平，槟城和吉隆坡来去自如，深感钦佩。我岳父是汽车机工，但在他生前，我跟他最亲密。不管怎样说，好像暴发户，我总隐隐觉得不属于。

我虽在英校开窍，但我的启蒙（或仍混沌未开）是在华校。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我妈带我去拜文章公∶哪间神庙就记不起，最可能是广东会馆旁的何仙姑庙。祭品也记不清。我的读书工具是一块石板，一支长长幼幼的石笔，一个长方形的墨砚，一块磨墨的墨笔，一支大楷，一支小楷毛笔。至于装在什么书包，是藤篮，或藤箱，或由伙计车的出家人化缘布袋，也一点印象都无。

上学时，我妈背我（为此玩伴取笑我娇生惯养，当然不是用这个成语。人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嘛，直至陈康叔介绍吃维他生才有所改变），出了后门，转左来到东方路（这条路很长，往甘文丁的叫雪天罕路，忘了从那个路口开始），过了合美华美两间海南咖啡店（现在还惦念着它的菜汤∶黄牙白，猪润，猪肚，猪肉，在水中混混，再加上油葱∶哗，现今都没得吃），横过古打律，经过均记茶楼，经过群商旅馆，经过左手边的丽都戏院，经过消防局，在榴梿坡半途越过马路，沿洗衣房边上去，迳自走到琼州会馆∶那就是华联小学了。路途可不短呢（可幸当时道路没什么车辆，一辆汽车都没有，脚车也少，大多是又高又旧的老爷脚车；郎车也不多见∶谁有那种闲钱乘坐呢？我这似乎为自己脱罪）。华联小学可能是暂用此会馆，设备简陋∶也记不清楚有多少班，有什么设备。

我记不起有否用心听课，抑或全心投到街对面的草坪上。那是深铬脑海的洗衣房，一大片的草坪，绿油油的闪着诱人的召唤∶快出来玩呵，出来跳呵，出来跑呵！草地上插着高高的木杆，挂着白白的床单和dhoti，迎风飞扬，在日头下闪闪发光。再深入一点，是士敏土做的大水池。再过去就是两排工人宿舍，中间一条狭窄的路；黑柏麻油的屋顶，深褐色的板壁，驱虫驱蚁。

我们有时也把布晒在这个草坪上，尤其接的皇家工很多，要浸过水的布匹太多，抑或对街的榴梿坡中有马戏团占住。以前的布匹，尤其斜纹布，必须先浸水，否则会缩水。而马戏团，当时有两团，大天球和沈常福，现在老早解散了。榴梿坡因州政府欲振市容，把街边小贩全都集中在那里，变成小贩天堂，其有碍观赏，可想而知。都拜律右边的大树应犹在∶以前树下有理发师傅在那儿操剪。至于洗衣房的草坪，也老早不见了∶有一个时期辟为暂时菜市，现成停车场。而琼州会馆现是餐馆，生意火红。

回家后，我温习（或佯装温习）功课的地方，就在神台下的桌面上。神台就处在二叠或三叠厅（我也不会叫）。还是从我家店铺的设计说起吧。对街的当然是五脚基，现在新建店铺似乎已没有了五脚基；可能想空间尽用，也可能街道已铺上柏麻油，不怕旱天沙尘暴，雨天泥泞。不过还是怕烈阳，尤其我家店铺对着西斜的余晖，所以挂了竹帘，需要时放下，不需要时卷上。门板是一块块地装上，一块块的取下，大门在和平后，深夜都不锁，后因宵小越来越多，才上锁。开了板门，就是两个大摆设柜，左右摆开，中间是进口。内里各有一只无头无臂无下身的公仔，挂大衣用的。若有多一两件，则吊在柜顶上。

开始时，伙计是在一进门的店面中车衣的。过后荣伯不再租出楼上的房间，就在铺面的一半，竖立了一个布匹柜，伙计们才到柜后的空间车衣。布匹柜前是荣伯的裁剪台，他左手边是晃伯的裁剪台，两台之间的空位摆上一架车边机，机后钉在墙壁上是长长的半身壁镜。左手靠墙也有一座布匹柜。

从这布匹柜和荣伯的裁剪台之间的出入口进去，就是伙计的工作间。两边墙壁各摆一张工作台，针车则横摆着。华伯，因为是做黑件的，就坐在右手对楼梯口的地方。这楼梯口既可下到工作间，也可下到露天的冷巷，门大多开着，给他充足的光线。冷巷经过父母亲的房间，到达一大片的天井。

左边有一窄道，经过父母亲的房间，就到我妈在窄道尽头凹入处的工作场所，而神台就在靠进出灶间／餐厅的门边墙壁而建，由四条支柱顶住摆放神象的平台。右边有三扉窗，因神台和右墙的敬如在牌和肥婆相片，只有中间的可开。神台的桌台上还放着一个铁盘，盛着几只杯和一只茶壶。我就是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咦咦呀呀地朗读，或举毛笔如举锄头般地写大小楷。

时间一到，可能两个字，或四个字，最多半个钟头，我就离开神台，走到店面。

荣伯会问∶“嘟（做）晒咯？”

“嘟晒咯。”我会答，然后飞快地走出店面，到烂地去。可是一个玩伴都不见∶可能都上学了，困在家里，不是温习就是午觉。但我还是不甘愿回家，游魂孤鬼地从一边烂地走到另一边烂地，失落地围着店铺绕圈子。

你该想像得到，我这种德性，年中或年终的考试成绩，都名副其实的“名列前茅”（从后面算起）。

一九四九年初，转去爱德华英校开窍后，十二三岁时又返回去学中文，而且意想不到，竟以中文写作，一写就写到如今，几近五十五年，主因是以上提到那三个女孩子时的不属于感，同时也是我的出身环境。

那张神台，也是我妈虔诚心表现的场所。神台上，除了祖先牌位，还摆放一尊白衣观音塑像，以及一尊关公塑像。因了这尊关公神像，伙计们和我再没有野味可吃。在这以前，时不时有人会携来蟒蛇，四脚蛇，果子狸，飞蝠等等野生动物。当时水果季节，太阳西下时，往西的天边会有成千上万的飞禽鼓动翅膀，把晚霞都遮掩了。野生动物携来后，伙计们，尤其李舜和老徐仔，就亲自出马。我也曾帮他们解剖一只四脚蛇，以一支棺材钉子，很长的，在它喉咙里钉在木枋上，然后把它的皮以尖刀解剖似地剥开∶心脏还在跳动呢！（这一景若用英文写出来讨好西人，他们还以为我们尚住在树上，茹毛饮血的野蛮种族呢。）剁块后，连同药材，乌鸡，烧肉，腐皮，还有别的什么，丢进锅里煲。哦，那种香味，现在写着，也使人垂涎三丈。安了关公后，伙计们惟有向沿街兜卖的小贩，买它五毛钱一小八角碗的三九来解馋了。

也是在这张神台前，我妈请了一位暹婆为她说三世书，一边听，一边伤心地哭（只有荣伯入殓，要出时，她才第二次崩溃下来，如此凄凉地嚎啕痛哭）。我是伏在冷巷中，从中间的窗门望进去的，给不知哪一位妈姐赶走。

一切求神拜佛的事，都由我妈一手包办，荣伯对这一概懒理，就是清明，他也从未上坟扫拜过，可能葬在广东义山里的只是舅父，黄酥长（我再找不到他的坟墓在何处∶我妈在时，是凭那棵不知名的树做认记，再走下一或两行就是了。现在那棵不知名的树已砍了。我曾向他祷告，如果你再不把你的位置显示，我就不再祭你了。他如今可变成孤鬼野魂∶弟妹根本不知有这样一位舅父）。我妈每逢初一十五都到庙宇去上香，她会带我去，于是见识了四大金刚，九皇爷，何仙姑，弥勒佛，观音娘娘，和那高高的“一见发财”帽子、头发长长如柴草、舌头吐出来的白无常。过后，年纪大了，我就没跟去，但有了汽车，偶尔回太平，我会载她去。在甘文丁半路的庙宇上，我在庙外等得不耐烦，拨弄黑蚁，因而写了篇〈庙宇外的黑蚁〉，阐明我对“人生的领悟”。

但其他需要出动她拜神特长的节庆，我都伸长鸭颈地盼望，尤其每月二号和十六号的“做牙”（出粮）和其他的大日子。做牙时，她会买一只大gai hong（不是母鸡，也不是公鸡∶是处女鸡，是下过蛋但未曾孵育小鸡的嫩鸡∶现在是叫肉鸡？）和一大块烧肉，当然还有红龟，发糕等。我于是就跟着她，从神台拜到前门和后门，只为等她拜完，让她交给我吃鸡内脏∶鸡肝，鸡近（广东音∶找不到哪个字，可能是肾），甚至鸡肠和鸡忘记（读书人哪能吃∶写字会歪歪扭扭，所读都忘掉）。

节庆就多了∶有清明节，七夕，中秋节，冬节以及最最期望的新年。每个大日子都庆祝得火火热热，认认真真，大伙儿都欢欢喜喜地凑在一起。如七夕，祭品要备齐七样，另备针线，镜子，四方白粉等∶原来是女孩子的节日，叫做乞巧。八月十五少不了芋头，菱角，花生，柚以及灯笼（以致友族误翻译成Pesta Tanglong）。过冬，早上吃甜汤丸，午餐吃咸汤丸，用切得幼幼的黄牙白，猪润，猪肠，生肠，猪肉等煮得一大煲。晚餐是例常的鸡鸡肉肉。过年时，李舜嫂会携来一只阉鸡（年晚用）和一只鸡公（开年用）──我似乎是老着重饮食，君不知除了逢年过节，哪儿有大鱼大肉吃；鸡也是每月两次，做牙时才有──过节时，我们同伙计同座吃，有说有笑。荣伯会拿出一樽白兰地酒，每人都度量而喝，喝得醉熏熏的，倒头就睡（晚饭后就不用做工）。

这些伙计，民生，陈华，李舜，老徐仔，猪仔和等等，都是南来的华人，除了自身的新宁骨，什么话都不会说，但还是活得好好的，荣伯接不到皇家工，不用那么多车衣佬时，还能从一个埠到另一个埠找工。老徐仔据说中了马票二奖，不到一年就花光了，有一个时期，扛着木凳，从一间洋服店到另一间，为伙计磨绞剪，谁知手艺不纯，绞剪尾磨得不能剪，最后还是回来店里车衣，精神有点丁嘎意（tengah意？）或三苏古（tiga suku）。其中李舜和猪仔和肚里有点墨∶李舜就兼做荣伯的计账，也为我〈草原的故事〉因某作家去信《蕉风》说我抄袭他的大作，给了我回应的字眼∶“心有所感”（其实我当时崇拜他的诗作，不经意地加以模仿。说起抄袭，我以含愧为笔名，登在《东风》画报的“诗”，居然被人抄袭发表在本地的刊物上，我当然既感骄傲，又感荣幸）。猪仔和不知真有文墨还是虚有其名，我就不清楚。他人矮矮瘦瘦，皮肤黄黄，毫无血色（名副其实的烟屎佬），但出街时，穿着光鲜，一身白衣白裤，头发梳得服服贴贴，在中间开界线，如长城的电影明星石磊。

年轻一辈都从学师仔出身，有王仕贤，赖阿茂（两人都是客家人），阿坤，牛仔（番禹人，教我说行街〔hang kai〕和看戏〔hee hoi〕），大耳泡（因逃军役而回了大陆），以及阿树（最后升为裁剪）。我是从阿茂学会把字的勾写得特别明显，也从学师仔们学会看旧式武侠小说，然后进展到看报纸的文艺副刊，最后到文艺书籍（这，我就不多嘴了∶《清教徒》已提过）。

我上中学，尤其搬上楼上自己一人睡之后，就渐渐疏离这群伙计。我拥有私人的空间，更多的自由，来去自如，因此也拥有新的，不同的concerns（所关切，关心，担心或担忧的事项）。爱德华英校的师生都来自多元种族∶校长是白皮，教师有serani，印度人（有回教徒，兴都教徒，和基督教徒），马来人，白人以及脱不掉的华人（当时宗教根本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同学也是来自多元种族；我最亲近的有巴哈伦∶我甚至到他在水塘边的高脚楼，简直是窗明几净（过后他父亲调埠，也失去联络了）。另一位失去联络的，是谢广南，他父亲调到马六甲（一天，他到马大宿舍找我，神高马大的，几乎吓了我一跳∶他正在印度读医科）。我也跟学长马哈末罕一大早从捷径上去茶园，在印度工人宿舍睡，第二天天朦亮跑着下来，下午再抄捷径上去。午饭我妈让我吃了一碗孖扭（广东音∶两个云吞面团。太平卖云吞面，单扭是三毛，加云吞是五毛，孖扭也是五毛），到一处泥土脱落了有一人高的地方，我就爬不上∶是他给我伸出援助的手（他后来是国家公园的总监）。另一位是连同我和林良实在第二学期从Std.4升到Form 1的安华费沙，我们的交情忽然断绝了，因我骂他ABC；Form 4我们不同班，而年尾他转到槟城义英中学。

而英文为我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当然没有哥伦坡发现新世界那么震撼（请参阅《清教徒》）。不过，虽然开了另一个窗口，但这个世界并不属于我∶那是另一个世界（恕我重复），一个殖民者的世界。自二○世纪初，当国家主义东渐，殖民地的各族开始缩入各自的圈子中∶白人（就是垃圾白人也一样）高高在上，而本土的华人先后受百日维新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影响，越来越觉得自己是龙的传人；印度人呢，也受到独立运动的冲撞；马来人也不能免∶影响直接从爪哇，间接从中东传来。于是，各民族逐渐活在自我的圈子中，各自为政，各自保存自我的文化和生活习惯。虽各个圈子有重叠的地方，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但不能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各族只有本族的concerns（所关切，所关怀的事项），很少能跨越这种限制（在怡保安德申读大学先修班的第二年，来自打巴的布爹玛喜兰开始叫我my hubby，而我也叫她my wife，以致在马大时，她刚认识的男朋友以异样的眼光看我。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我已有了女朋友，另方面那文化的差异是跨不过的）。

照理说，英文应该是最适当的创作文字，因其中性∶它是殖民者的文字，不属于本土任何一族。但我所关切的，也只是我族所关切，所关怀的事项；而我的所认所悉，比这更狭窄∶我受了我的背景，出身，教育，语文的限制，而只能围着我身边的小圈子兜转(我用英文写小说，只有一篇∶The Sung Vase。我在教英文作文时，灵感忽然袭来，而以并列手法写了它。说来也使人不信，这篇我不能用中文来写；就是连题目中文也写不出∶〈宋朝花瓶〉？是不是题材非以英文书写不可？它不也是以华人小知识分子的爱情观为题材吗？我说不清。只是有些题材必须以中文，有些必须以英文来表达。可能有某种精髓，只有特定的语文才能透彻表现出来？）。举个例子，刚才听了老友鸡贩一个多钟头的叙述，只听懂一分，因他用福建话和客话轮流叙说。

而以中文来写本族的事项，感触更深，亲切感更浓（星加坡把港剧配上华语，其特殊的味道就荡然无存）。我总以为以英文写中国的故事，有点媚外的嫌疑，好让外国人惊叹∶“Quaint！Quaint！古怪有趣”；或是赢取外国人的同情（我这是一竹杆打翻全船人∶这我不否认）。而我特意不用规范的中文，连叙述口语都不用。为什么我们不能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建立自身的马来西亚中文？我们的中文不管写得多好，都遭中国作家如王安忆辈看不起。陈政欣（有一个时期做驻中国作家）就说∶我们的中文差，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华马人。

而我之所以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也随我所关切，所关怀的事项改变而上上落落。开始爱好写作时，也没有什么切心的关怀，可以说是普遍的少年情怀，少年的憧憬，加上童年时接触的文化影响，如大戏（粤剧）及粤曲，伦理电影，旧派武侠小说，电台讲古（这一切都深含中国情意结，紧得解不开），以及从英文小说和诗歌吸取的浪漫情怀∶没有现实根据。如那两篇处女作〈逃〉和〈离〉，以及在《蕉风》发表的译稿和所谓叙述诗。〈孩子的心〉可说是开始注意身边现实的第一篇小说∶见到写到，想到写到，一古脑儿的都记录在纸上（目前的样子，是《蕉风》编者细心地删改而成的）。

再后的，我不必赘述，请参阅〈更深入自己〉。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至九日写的，结尾时，我如此期许自己∶

“这些都是人生的片面，但我已开始摸索了。此后，当我充实了自己后，我将探讨人在宇宙中的价值∶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这个企图可能到我伸直了脚也不会成功；不过，盲人摸象，摸到它部分的真理也足以自慰了。”

我是否实现我对自己的期许呢？那就等下回分说吧。只希望不要像一九五○年代看的一出武侠电影∶一堆好人给坏人的师公缩小了，被装进天罗地网中，等了五十多年，还没有等到下集。

因此我以中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