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佛外务大臣莫哈末沙列．宾．伯朗（Dato Mohamed Salleb bin Perang）日记式的自传和书信，是研究柔佛史重要的原始文献。1855年新山开埠，1858年莫哈末沙列被调派前来新山，担任柔佛天猛公政府的书记。根据他的记述，新山开埠之时还没有贸易来往，也没有商人居住，但在柔佛境内种植胡椒和甘蜜的华人已是相当多了，他们分布在各自的港区，每条河各有港主。

这一记述说明，在新山开埠前后，已有不少华人在其周边沿河之处开港拓垦。这则记述也可以在我们的田野调查金石牌匾碑文中获得印证。

2002年6月23日，我和南方学院学生一行6人，在时任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会长李树藩协助下，到新山市郊的振林山泊港（Kampung Pok）做田野调查，并在泊港洪仙大帝庙见有两面咸丰年间的木刻古匾额。其中一面“众位诸神”牌匾虽已破旧熏黑，仔细查看，还是可以看到牌匾的右上端刻有“咸丰癸丑年”字样，这一年是公元1853年，比新山开埠还早两年。

新山开埠初期的华人主要以潮州人为主，这一点也可以在考古墓碑中获得证实。2009年4月，振林山兴建中的柔佛新行政中心努沙再也附近的密林深处发现清朝墓碑，可辨识的一面墓碑是咸丰五年（即1855年）“六月平溪乡”的“清 仁盛巫许 公墓”。这一年正好是新山开埠之年。

我在从事“搜集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期间，曾考察过“巫许”姓氏，并在国家档案局的资料中发现有巫许港主的记录，田野调查中也曾访问过巫许港主的后裔。事实上，巫许这个姓氏，似乎只出现在潮州饶平坪溪等周边几个乡内。

此外，我和南方学院史料工作队在新山市郊的乌鲁浦来河（Sungai Ulu Pulai）的黄厝港，及马西（Masai，李厝港），亦发现数座同治及光绪年间（1870年前后）的墓碑。黄厝港发现的墓碑多为黄姓人；李厝港发现的墓碑，则为李姓人，而且墓主全都是潮籍人士。以上金石墓碑的发现，可以窥探1850年至1870年这段期间，不仅新山地区的港主全是潮籍人士，而且港脚的华人也绝大部分是潮州人。

不能排除此时期已有其他籍贯人士移入新山。坐落于新山直律街的柔佛古庙，至今仍存立数面牌匾，最早一面是同治庚午（1870年）由“中国潮州众治子敬立”的“总握天枢”牌匾。但在其后的1873年至1882年间，亦有“福建省信众”、“广肇府信士”、“客社众信”及“琼州府众”等相继敬赠匾额予柔佛古庙。由此窥探，至少在1870年代，华人五帮人士已有移居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