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垃圾焚化炉的技术可以降低二恶英问题，不过，没有任何科学验证可以保证它是零意外，百分安全。

官方为了让人民安心，提出日本是拥有最多焚化炉的国家，而且焚化炉还设立在社区之内，显见焚化炉危害健康的可能性已大大减低。

虽然日本、新加坡都有焚化炉，且处理得相当成功。不过这些成功例子同样可以在大马实践吗？

回顾历史，日本于1900年就有废弃物法令，大马迟至2007年立法；日本于1973年已开始实行住家分类垃圾，而大马政府虽曾提出有关建议，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以日本操作焚化炉作为参照，虽可证明技术一日千里，但是它有现今的规模，这是历经长期的规划与改进。大马在处理废弃物方面落后，如今要实行焚化炉处理，究竟大马具备条件了吗？

反对原因一：

隆行委会：非为反对而反对
臭味毒气影响健康

吉隆坡甲洞区兴建焚化炉的议题是从去年6月开始，先是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各自发起抗议，后来再凝聚力量组成“吉隆坡不要焚化炉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含括了4个社区的居民，即甲洞斯里慕尼花园、增江区、华友花园及打昔英达花园。

吉隆坡不要焚化炉行动委员会副主席李长特受访时指出，这个组织目前已获得1万2千499签名，他们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政府建焚化炉。

毒气会随风飘散

他说，很多人以为焚化炉建在甲洞只是甲洞人的问题，但是空气是流动的，倘若焚化炉发生毒气泄漏，那么毒气将会随风飘散，影响的范围就不止是甲洞。

“建焚化炉的后遗症不是今天建好，明天就有副作用，我们担心的是长年累月，不知不觉吸入的毒气可危害健康。”

他提出，政府声称迫切要建焚化炉的原因是甲洞垃圾转运站每天可处理1千700吨，但已过度负荷多800至2千500吨，以致来不及处理的垃圾囤积在该处造成臭味四溢，而建焚化炉则可有效减少垃圾囤积，同时纾缓臭味问题。

除臭应从症结着手

他认为，上述说法是模糊了问题的焦点，有关当局要解决臭味，应该是从症结着手，避免延迟处理垃圾，而不是搬来焚化炉来掩盖执行与管理失当的问题。

李长特说，过去垃圾转运站的营运尚算理想，臭味问题不严重，但近半年来，臭味四散，居民饱受困扰。如果有关当局可有效妥善处理转运站的垃圾，相信就可解决臭味问题。

他也质疑有关当局指该转运站只能负荷1千700吨的垃圾，倘若一天多出800吨来不及处理，100天内就会有超过8千吨垃圾囤积，这么庞大的垃圾又被弃在哪里？

他于12月初到访武吉打卡土埋场，根据他的了解，有关土埋场目前一天处理2千500吨，这也意味着，转运站每天送去2千500吨。

废弃物管理专家汤礼聪博士说，虽然甲洞原本就有垃圾转运站，存在垃圾臭味及交通拥挤，但是因而就把焚化炉设在这里，指当地人民可以接受上述问题，他并不完全认同有关的做法。

垃圾转运站策划不当

他认为，该垃圾转运站目前所面对的问题，是因为管理和长远策划缺妥当，政府有必要设法解决原有的问题，让人民对垃圾处理恢复信心。

根据甲洞转运站最新的进展，由于原有的承包商内部与营运出现问题，吉隆坡市政厅经过议决后，提前终止原订于明年3月到期的合约。目前有关转运站暂时交由阿南弗拉接管，并于明年4月遴选新的承包商管理。

反对理由二：

焚化炉成本人民买单？
担心费用转嫁纳税人

另一方面，李长特指出，该会反对的第二个原因是承建焚化炉和焚化垃圾的成本高，最后费用将转嫁给纳税人身上。

“虽然政府宣布这个焚化炉耗资6亿令吉，不过谁可担保预算不会超支？另外，相比起焚化场，土埋场处理每吨垃圾的费用平均少100令吉左右。”

他担忧，一旦垃圾处理费涨，门牌税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汤礼聪则认为，土埋垃圾场和焚化炉无法在价值上作比较。尽管垃圾土埋场的处理费每公吨比焚化炉低，不过土埋场所制造的污染和土地的长久价值是无法计算的。只是土埋场把垃圾埋在土里，地点比较偏远，所以比较少人关注。

他说，垃圾土埋地长时间失去发展价值，且要花上很长的时间，需要花上成千上亿来处理干净。

“在城市地区，土地越来越珍贵，像武吉达卡这样的土埋场，如果不是作为土埋场，以后可能有很大的发展潜能。”

他指出，焚化炉虽不是唯一处理垃圾的方案，但如果面对土地不足的问题，则不失为其中一个减少垃圾的办法。

恐一流设备九流管理
李长特：对政府没信心

李长特指出，焚化炉的安全性固然没有太大争议，但重点是政府向来处理垃圾不妥善，就以分类垃圾为例，政府至今无法执行，却要一步登天做焚化炉。食物残渣含水份多，需要使用更多的燃油，这将加重成本。如果燃烧度太低，则会释放有毒气体。

前田利藏说，不同的垃圾成份会影响焚化炉的操作，含水分越高，需要消耗的燃油越多，这也将造成燃烧成本过高。

没分类垃圾含水量高

他补充，日本的废物含水量低于30%，而大马因没有分类垃圾，估计可循环废物及有机废物（厨余）的含水量介于50至60%，垃圾发电热量也相对的比较低。

李长特指出，根据去年的稽查报告，就连现有的4个小型焚化炉也衍生问题。人民最大的担忧就是技术一流，九流管理，一旦焚化炉操作，毒气、污水、重金属的排放，直接影响环境，长期接触可危害健康。

他补充，等到问题发生时，居民可以搬离，但是产业却已贬值，造成居民损失惨重。

“我们购买房子时，这里是没有焚化炉的。这里若建了焚化炉，相信也没有人会要买这里的房子。”

技术可克服环境影响

谈到焚化炉对环境的影响，如释放酸性气体、氮氧化物、二恶英等，汤礼聪说，现今的焚化炉技术可以克服上述问题。

他举例说，日本有些焚化炉设在社区，这足以证明技术已克服了环境公害问题，当地人民也对焚化炉的操作具有信心。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日本人都很乐意焚化炉设在自己的家后，除非情况所逼，要不然政府也会尽量把焚化炉建在比较远的地方。

无论如何，他认为，我国人民反对并质疑焚化炉是情有可原的，主要是从过去各种经验，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

“我国目前仍有90%以上的土埋场是公开丢弃，没有好好地土埋，其实应该采用更好的卫生处理方式，但是政府大部份并没有做到卫生土埋，这反映了从我国独立至今，政府在垃圾处理方面做得不够完善。”

据国家固体废料管理机构的资料显示，全国共有295个垃圾土埋场，165个仍在操作的垃圾土埋场，仅有8个是卫生土埋场。城市和谐及房屋地方政府部正修复提升另29个仍在使用当中的土埋场，以达到卫生垃圾土埋场的标准。

90%土埋场污染环境

这些超过90%的露天土埋场，污水没经过处理直接流入河里，气体外泄，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

汤礼聪说，另一个忧虑则是保养与维持文化，就以现有的转运站为例，如果有关方面根据程序处理垃圾和采取长远的策划，该设施本应不会有目前面对的种种问题。

林志浩：无多余土地埋垃圾
日本人被迫接受焚化炉

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IGES）项目经理林志浩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说，过去日本也有土埋场，1950年后发展腾飞，人口密度又高，没有多余的土地作为土埋场。他们虽然也意识到焚化炉的危险，却被迫接受焚化炉。

日本第一架焚化炉于1930年开始启用，具有超过80年的焚化炉操作经验。他不讳言，1990年期间，日本曾经爆发很严重的二恶英问题。当时很多研究显示，焚化炉排放的二恶英超过安全水平。

“那是焚化炉的危险过渡期，之后日本政府积极改良焚化炉，二恶英的问题有明显的改善。”

他指出，从爆发二恶英问题过渡期到在社区内建焚化炉，他认为，这主要是负责焚化炉的地方政府官员在宣导扮演重要角色，他们随时公布研究数据，以向人民保证它的安全。

日焚化炉释放二恶英受控

另一方面，前田利藏补充说，根据数据的研究，目前焚化炉引起的二恶英虽没达到零释放，但是都已达到指标，受到良好的控制。

无论如何，他认为，设立焚化炉的地区与社区之间需有一定的安全距离。日本的焚化炉多数建在工业区或海边，如在比较多土地的日本北九州，而在东京设在市区是特例，因为当地没有其他地方。即使是日本人，没有人会很乐意让焚化炉建在自己的家园附近，除非别无选择。

他说，尽管焚化炉释放二恶英已受到控制，但是在邻避效应下，其实每个人都不想与处理废物的地方为邻。

焚化炉意外近期2宗

11月8日：新加坡大士一间附属在一家电子工厂的焚化炉发生火患导致部份焚化炉被火烧得焦黑，约有3人烧伤送院。现场冒出浓烟滚滚，还传出约10次爆炸巨响，附近2家工厂也受波及，影响范围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12月5日：海嘉定区的垃圾焚化炉被炸到面目全非，周围许多厂房也塌陷，造成至少一人死亡，5人受伤，还有更多人遭到活埋，当局初步研判这起意外是沼气爆炸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