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何咏君正身处印度，是她第四次独自前往当地。在网上搜寻“何咏君”这个名字，找到一篇署名何咏君的文章《关怀被遗忘的边缘人》，作者是一所教会的传讯主任，文章写的是东南亚的性工作者。这次访问的主角何咏君，访问前澄清说那名“何咏君”并不是她，但正巧的是，她也曾亲身到东南亚的红灯区，向当地的性工作者伸出援手，也曾到印度的贫民区，向无家可归的儿童送上关爱。

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它独特的异域风情令很多人神往；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它糟糕的环境和治安也令很多人却步。2005年，何咏君第一次去印度，是因为一个印度朋友的婚礼，那次一同从英国飞过去参加婚礼的朋友共有9人：“那名印度朋友是有钱人，一场婚礼庆祝了8天。我们从下机到他家里，都是他的司机全程接送。我知道印度有很多街童，但那一次我没看到，只看到朋友富有的一面。”8天的婚礼过后，她下定决心，有朝一日必定重返印度，看它更真实的一面。

富贵印度 贫困印度

何咏君出生于香港，10岁移民英国。读商科出身的她，大学毕业后回港工作一年，因为不习惯香港生活，又回到英国，她坦承在香港不懂得处理人际关系。她是一名基督徒，但连香港的教会，她也觉得难以融入。

2009年，身在英国的何咏君决定赴美修读神学硕士课程。她就读的福乐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位于美国加州，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神学院之一。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前来美国读神学的印度男人。重返印度的计划也终于放上日程。

四年的神学硕士课程，毕业前必须参加两次实习，一次在美国本地的教堂实习，另一次则可选择去任何地方传教。她向印度同学透露想去印度的意愿，她想去三个地方——红灯区、贫民区和农村，印度同学帮她找当地的非政府组织（NGO）安排行程。NGO本来可以安排她去红灯区接触性工作者，但当她抵达时，该组织告诉她，他们已经转变了服务对象。她只好另想办法。

进红灯区前 先面试

何咏君第二次去印度，不再有豪华汽车接送，第一站就是加尔各答（Kolkata）的红灯区。向NGO寻求帮助不果后，她找到了当地的教会，通过教会认识了一个在当地开厂做生意的新加坡女士。这女士为帮助红灯区出身的女性自力谋生，聘请她们工作。新加坡女士再介绍了一个来自尼泊尔的女士给她认识。进去红灯区前，何咏君先接受那尼泊尔女士一个多小时的谈话面试，她向记者解释说：“她们想知道我的背景和了解我进去的目的，怕我有什么阴暗面，进去后会受影响。”

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里，何咏君跟着尼泊尔女士进出红灯区四次。但这四次，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旁观察：“一来，我们去探望的都是尼泊尔人，言语不通；二来，红灯区工作的人警觉性很高，她们没见过我，知道我是外人，所以她们可能会怀疑我的目的，怕我是记者，向她们套料。”

买下性工作者几小时

何咏君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进去时，来到一个看上去像祠堂的地方。那地方分成几间房，地上有家禽走来走去，有人在做饭，而某处则传来婴儿的哭泣声。她看到了一个长相非常漂亮的尼泊尔女子，大概20岁，当时正好有个男人从她房间出来，“以我所知，那男人应是负责看着她的人，并不是她的顾客。这个男人和她住在一起，给她提供保护，当然也向她收钱”。

“我感觉到她的不开心，她在我们面前完全没有笑过。她见我们来了，马上出去买东西给我们吃，很想我们留下来。”何咏君说。

印度的红灯区之行，让她加倍关心性工作者的命运。去年尾，她到泰国为一家NGO做义工。该NGO定期在红灯区搞活动，出钱买下性工作者的几个小时，把她们带到活动现场。活动上有笑有哭，一起玩游戏时，笑；谈到自己的生活时，哭。活动结束后，有的直接就回家去，有的却选择回去继续接客。何咏君说，至少让她们多休息了几个小时。

这些小孩从来没见过鱼

2013年的那次印度行，第二站是去城市贫民区考察。她的印度导师，建议她去他所在的那个城市，但提醒她那是一个宗教冲突比较严重的地方。何咏君还是坚持前往：“我想亲眼看看贫民区究竟是怎么回事。”

贫民区的环境比她预想的还要差：“真的到处都是屎尿。进去之前，有个女生已经特别提醒我不要穿露脚趾的鞋，因为印度天气热，我们通常都会穿凉鞋。那里的厕所是开放式的，有人就在旁边洗碗。”许多小孩没能力上学，整天在街上游荡，没人照顾，何咏君说，甚至连警察都会拿街童出气：“没有亲眼见过警察打他们，但看过他们身上的伤痕。”

NGO为这些儿童设立Children’s Club。何咏君跟随机构职员出去派饭给街童，甚至把他们带回NGO，给他们刷牙、洗澡，给他们提供玩乐的地方，并告诉他们如果愿意可以住下来。何咏君给他们讲故事，考虑到当地宗教背景复杂，讲故事不能讲“耶稣”，只能说“上帝”，因为“上帝”在其他宗教里也通用。

今年2月，何咏君再度造访同一个地方，仍然是去Children’s Club讲故事。她讲《圣经》里〈约拿与大鱼〉的故事，讲到大鱼时，翻译员问她有没有鱼的照片，她才知道原来那些小朋友连鱼也没见过。翻译员费了一番唇舌，仍未能让小朋友知道什么是鱼，她只好亲手画了一条鱼。这件事除了令她感到惊讶，也令她反思：“不能期望每个人都认识我所认识的事物。”然而，小孩子的快乐却很简单，“给他们一本颜色小簿，就可以画上一个小时”。

最近4年，何咏君已去过20几个国家，途中靠WhatsApp和家人保持联络，减少他们的担心。今年5月，她第四度前往印度，以一家NGO顾问的身份，深入穷乡僻壤，教导当地人谋生技巧，也协助他们建立卫生的生活习惯。临出发前，她在香港举行了讲座，接受媒体的访问，讲述她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希望藉此让幸福的香港人多知道点陌生彼邦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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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生于红灯区》如果命运能选择 何咏君在加尔各答时，曾探访4个红灯区。然而，这个曾是英属印度首都的大城市，红灯区的数量绝不止这个数字。索纳加奇（Sonagachi）是加尔各答最著名的红灯区，共有一万多名性工作者在该区谋生，其中不少是未成年少女，她们的命运不曾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国导演Zana Briski的纪录片《生于红灯区》（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主角是8个出生于索纳加奇红灯区的小孩。该片获得了2004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引起世人关注，部份主角的命运也因此改变。主角之一的Avijit Halder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慈善组织帮助，得到去美国求学的机会，于2012年毕业后开始在好莱坞担当助理导演。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当年同为主角的一个小女孩，就在影片获奖后第二年亦走上和她母亲一样的路，当了性工作者。

文：陈奉京
编辑：梁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