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今的商业社会，生活之弦绷得紧紧的，幽默是生活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德国作家胡戈在《傻瓜年谱》指出：“人生越严肃，就越是需要诙谐。”

什么是真正的幽默？美国作家休斯下了注脚：“所谓幽默，是到口的肥鸭竟然飞了而还能一笑置之。”

休斯所谓的“一笑置之”，不一定指的是开心的笑，也许是心有不甘的苦笑哩！在这个骨节眼上，当然苦笑比勃然大怒或恼羞成怒得宜，或相对怡然得多了。

马克．吐温更是说到骨子里去：“幽默的内在根源不是欢乐，而是悲哀；天堂里是没有幽默的。”

走笔至此，读者肯定感到索然无味，因为这太像抛书包，抛得太不像样了，一点幽默也没有。

谈到幽默，在中国作家之中，我首先想起林语堂，他老人家早年还办过《幽默》杂志。

如果要月旦或贫嘴，林语堂式的幽默也许还是属于休斯式的，源自美式的幽默──美国人临死之前，往往还不忘幽自己一默──开自己的玩笑。说穿了，也不过是强颜欢笑而已。

说到幽默的深刻，钱钟书先生倒是少有的例子。

过去在与钱先生交谈中，曾摘下他在讲话中的妙喻与幽默。兹录如下：他在谈到老年人说道：“老年人是不能作什么估计的，可以说是无估计可言。我觉得一个人到了50岁以后，许多事情都拿不定。”“比如日常生活问题，也不易应付，小如一张凳子、一扇门、一层楼，都是天天碰到的东西，也可以任意使用它们，一旦年老了，好像这些东西都会使乖，跟你为难，和你较量一下，为你制造障碍。至于身体上的功能，包括头脑的运作，年轻时候可以置之不理的，现在你都得向它们打招呼，进行团结工作，它们可以随时怠工甚至罢工（笑）。所以我的写作计划不是没有，但是只能做到多少就算多少。”

在谈到他的代表作《围城》，他说道：“代表？你看我这个是代表什么？又不是‘人大代表’的代表（笑），所以也没所谓代表不代表，你说是吗？只是我过去写的东西，要说代表，只能说代表过去那个时候的水平，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我自己并不满意。那个时候写得很快，不过两年的工夫。这次重版之前，我重新看了一看，觉得许多地方应当改写，重写，因为错字错得很多，但要改写，甚至重写是很花功夫的。我当时只在词句上作了很少很少的修改，但出版社一定要出，只好让他出。假如──天下最快活的是‘假如’，最伤心的也是‘假如’（笑），假如当时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写得成，应该比《围城》好些。但我不知是不是命运，当时大约写了二万字，1949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到北京，当时乱哄哄，把稿子丢了，查来查去查不到。这我在《围城》的《重印前记》提到过，倒是省事。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如果那几年（笔者按：指‘文革’）给查到，肯定会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