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虹的这本二○一五年新作，是研究殖民地华人社会史不可多得，也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书内所搜集到的资料，是继新加坡社公庙七十三义士禄位之后的一个重大的发现。诚然，埋藏于柔佛新山绵义亭明墓里的神位出土时，将又是一批振奋人心的资料。

陈书所录载名英祠内的一百六十多位义士的木主或神主牌，以及义兴公司／义兴馆各领袖的背景，已给华人移民史的改写，带来了足够的原动力。兹摘个人比较了解的资料略作补充如下。

资料中记述有位由缅甸移入槟城（乔治市）的帮会第二代大哥。他姓文名科。“文”应是中原姓，如文天祥。他往生后既获准葬于广东义山，应在南来及移居槟城前，已落籍广东。若真是，他就是另一位扬威南洋的边际族人，如郑景贵、陈亚炎、胡文虎等的群伦领袖。从名英祠那群人士的籍贯，约可窥见槟城开阜时段，广府人似乎居多。

其次，书中另一些记述，如第二代和以后的大哥或领导群，如文科、郑全、郑景贵、许武安等，既涉足江湖却也受封于皇清。陈书整理出来的义士神主牌名单中，却有以皇清纪年的。这说明了新加坡七十三名义士在纪年上之分歧，既不是手民之误，亦非独特事件。这个分歧的意义相当重大，它暗喻着持有正反双重政治认同的，或诸如此类背景的领袖，他们都一律被归为反清分子。这是过份简化了。岂止领袖本身，连他们所领导的公司如海山、义兴、和胜等等，都全被视为反清的帮会：那就是天地会。这个双重身份仅取其一的论述，自然就把保皇的秘密结社排斥掉了。槟城这批资料，在逼使学者重新诠释新加坡的同类偏差。

吉隆坡的叶亚来却不知偏差何来，对他而言，双重身份可以不必矛盾，因为可以对调，那只是一个时序问题：生时一份，往生后则另一份；身不由己时一份，解约赎身后则另一份。

第三，槟城有条义兴街，那是因该公司曾座落在这街上。但更令人雀跃的是“义兴馆”在四个场合出现过。名英祠的关帝神案前刻有“义兴馆”；为郑全在槟城广东义山万安宫坟地立碑的是“义兴馆”；举办入会的道场正门上方所展示是“义兴馆”（原天地会的道场漆上“东门”）；有一张腰凭／收据志明“义兴馆”是棣属义兴公司的。后两笔资料也收藏在新加坡博物馆。陈书又指出，当年的社团注册部门是用“馆”（khoon）冠于“松柏”、“和胜”、“海山”和“义兴”的。若说那都是“会馆”的简称，那么，它们属何省、何乡、何姓、何语系、何街坊？

个人的推理是，义兴馆是棣属于义兴公司的武术馆。外人把武术馆馆主称为师父，徒弟也加称大哥。书中提到捐地给槟城政府建医院的是“义兴公司”而不是“义兴馆”；立碑纪年是公元和皇（大）清兼用。那是在公司尚未正式被以黑帮之名查禁时之前四年（一八八六）。这事件昭示了义兴馆仅是公司里的一个附属单位，未处立碑之位，因对内对外的称号必须符合阶层位序。愚见是，那馆乃是与“义兴”商贸“公司”共生的保安机构。

研究殖民地华侨社会史，总得探讨那时代的华侨群居方式。学者也多认为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较可能类聚结社，特征之一便是所操的方言及其蕴含着的次文化如饮食丧葬等。方言群认同因此而衍生，却也导致侨民大社群的分裂。分裂不仅是浮现于社交，也深入行业、职业群体，商贸公司便是其中一种。为了把持，甚至于垄断某些行业免被别个语群夺去，争执无疑此起彼落。华人公会或公所应是最和平的仲裁机构。也有诉诸武力的，那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帮会、会党。

困扰着学者的两个关键词是：公司、会党。殖民政府百多年来都常把它们视为一体，混合而用。愚者百思也有一得，直到近年个人才感到公司与会党是，以生态学术语名之，共生集合体。公司的角色时而乡亲银会，时而公所，又时而总商会。董事们多无缚鸡之力，真正能诉诸武力的是受雇于公司的武馆，或类似组织。这个思维的转变，首先来自我对新加坡社公庙七十三名义士的二十四种头衔的质疑。陈书的这批资料，落实了落难义士借壳（会馆）活动的假设，尤其是会馆内的体育、醒狮、国术活动等。

陈书由于是私资出版，马、星好几间大型书局都没上架。个人因事错过他的新书推介演讲，之后只得四访国家图书馆。这虽然不是一本人人可读的书，却也不是一本读一次就了事的书。它是发人深思的一本书，一本每个图书室、会馆、和华人史学者都必得收藏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