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督导王妤娴透露，不是所有性侵幸存者都希望加害人受到法律制裁。他们普遍希望加害人遭报应，但不一定是法律制裁，也可能是希望加害者道歉。

将性侵加害者绳之以法，不是常理吗？现实中，报警往往不是幸存者的第一选择。他们不想把事情“搞大”，不想让性侵经历曝光，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社会眼光和舆论压力。

当社会氛围对幸存者不友善，守护在侧的知情者成了他们的精神依靠。

陪伴，是一门重要且复杂的功课。



讨论性侵议题，与整个社会氛围息息相关，你我都是这个社会的其中一分子。

（一）加害者社会经济地位

社经地位较高的加害者，如老师、校长、医生在外的形象是前途光明的“好人”。一般人反倒怀疑起幸存者，反问道：“他们有美满家庭和大好前程，你是不是搞错了？”当加害人社经地位较高，更容易加深幸存者自我怀疑，有没有人会相信自己的遭遇。



（二）媒体报道

媒体报道性侵案件的方式让幸存者有所顾忌。纵使媒体报道并不揭露幸存者姓名，但描述事发地点、时间、过程等，对幸存者来说何尝不是还原现场。

（三）性别歧视

性侵受害者不只有女性，男性遭遇性侵后面对外界更严重的不信任与忽视。例如男性申诉遭遇性骚扰，听者常常关注加害者外貌、身材，还反嘲幸存者“赚到”。这只会让幸存者封闭自己，再也不向任何人诉说。

（四）性教育匮乏

社会、家庭、校园避忌谈论“性”议题，造成人们对性侵事件有很多想像和迷思。事后的舆论、异样眼光往往导致对幸存者和家人二度、三度伤害。

（五）司法环境

关键在于，很多幸存者及家人并不知道会面对怎样的司法程序。王妤娴认为，虽然警方有专业女警处理性侵案件，详问也是为了确保记录详细，但录取口供仍是不舒服的过程，在幸存者听来像被质问。就算幸存者大概了解整个程序，在结束录取口供，也应有专人陪伴来疏导心中不舒服。

寻求法律途径，必须非常坚定。诉讼路太长，有时幸存者差不多已经忘掉经历，又接到传召上庭。诉讼路真的太长，身边亲友的陪伴更显重要。

王妤娴在乎的是，社会氛围、司法程序能否对幸存者更加友善。她曾在法庭见过无助的幸存者，不清楚负责自己案件的副检察司是谁，甚至有者在前一天才突然收到传召。“我们能如何确保每一个法庭都设有‘受害者支援处’（Victim Support Desk），里头有福利局官员、卫生局官员和辅导员，陪伴紧张的幸存者上庭，或者即时疏通他们的情绪与压力。”

马来西亚的司法、社会环境氛围对幸存者仍不够友善。

就连像王妤娴这般有经验的前线社工，理应鼓励幸存者报警，后来她也难说服自己，让幸存者去面对这般环境。

“如果我们整个社会氛围足够安全，让幸存者觉得投报后会被支持，我相信他们会愿意站出来。”

【个案参考】

个案一：过度保护

“幸存者于13岁遭遇性侵。她是家中唯一也是最小的妹妹，上头哥哥们得知后非常自责。事发后全家全力支持她，陪伴上庭，走过整个司法程序。哥哥们自责过去没好好保护妹妹，极力想要弥补。但是小妹妹到了大约20岁，开始觉得哥哥们的保护让她窒息。”

知情者常常感觉内疚，因想要弥补过去而极力保护幸存者。他们往往忘了人会长大，不同年龄层需要不同的关心，随着幸存者长大，知情者也要改变关怀方式。

个案二：家庭内性侵

“幸存者被哥哥非礼，选择先向辅导老师申诉，并要求不能通知家长，否则立刻自杀。然而，身为辅导老师，职责必须马上通知家长，且加害者是哥哥，幸存者有可能再受伤害。辅导老师最后瞒着幸存者通知家长，家长虽然非常震惊，但必须假装不知情。他们私下把兄妹相通的房门换锁，再安排哥哥就读寄宿学校，同时接受辅导。

辅导老师则鼓励幸存者勇于告诉家长。”

辅导老师和家长都承受不少压力，他们都担心，幸存者万一发现家长已经知情，会打破她对他人的信任。但此做法是出于幸存者安全考量。

个案三：幸存者不愿告知家人

“幸存者遭连续性侵，并被加害者恐吓，如果怀孕就会开车撞死她。幸存者原本隐忍不说，但遭受到的恐吓越来越严重，隔了三四个月终承担不了压力，才向家人倾诉。”

大部份孩子不愿第一时间向家人倾诉遭遇性侵，很多家长透过蛛丝马迹才发现。

例如：孩子的行为、性格转变，突然放弃爱好、不爱上学、常躲在房里；身上出现莫名伤痕；内衣裤沾染血迹、分泌物，或者看到孩子发泄情绪的字条。

家长应以闲聊的方式邀请孩子分享，例如“我感觉你最近不太一样，是不是发生甚么事情？”或“你怎么了？有没有事情想告诉我？”，而不是用刺激的口吻问“你是不是被性侵？”、“你是不是被性骚扰？”。

个案四：稚龄孩童不懂表达性侵

“一对父母发现孩子私处有异，带往辅导中心寻求协助。经询问，父母才察觉到孩子很久以前就已开口求助。原来孩子不会形容，只投诉有人摸“那里”，父母原以为是指手脚，最后才知道“那里”指的是私处。

小朋友可能对性侵没有概念，当他们起生理反应，可能会觉得好奇、奇怪或不舒服，却没有词汇表达。越小的孩童，加害者越可能是身边长时间相处的大人。而且，孩童性侵不一定伴随暴力，加害者通常借以“玩游戏”，或者“表达爱的方式”，亲近幸存者，让他起生理反应，觉得怪怪的。孩子往往过了几年，长大后才察觉自己遭遇性侵，且没有阻止事情继续发生，因此陷入自责和混乱。

家长应自小向孩子灌输身体自主意识及认识性敏感部位，告知他们任何人都不能触摸或侵犯，也不能与任何人单独共处一室。家庭内不应避忌谈论身体重要部位，否则可能像上述个案，孩子不懂得表述受伤部位。



个案五：幸存者的内心想法

“幸存者遭遇性侵后向朋友倾诉，朋友非常关心并陪伴在侧。大约半年，幸存者不想一直沉浸在性侵经历，也寻求辅导协助，同时慢慢疏远那名唯一知情的朋友。朋友怀疑自己做错了甚么，导致幸存者变了。原来，幸存者想要重新生活。纵使了解朋友贴心陪伴，但见面时总觉得被提醒性侵的经历，因而选择避而不见。”

每个幸存者都有不一样的心路历程，陪伴幸存者没有固定的方式。不要以为现在给予幸存者，且幸存者接受的关怀，在一段时间后幸存者仍必须全盘接受。

【知情者的陪伴】

陪伴，是一门重要且复杂的功课。

知情者当然也有压力。一听到性侵事件当下，毫无准备，震惊无可避免。接下来怎么回应、处理、陪伴，压力随之而来。知情者跟幸存者的关系是父母子女、师生或朋友，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有不同。

王妤娴分享，大部份知情者的压力源于自责，“我知道这件事，可是我好像没办法帮他，让他感觉好一点。”她想提醒知情者，幸存者在诉说时即展开自我疗愈过程；知情者愿意聆听，即是一种协助。请记得，愿意聆听，过程中全然接纳、尊重、支持而且不批判幸存者。

当然，在陪伴过程中，知情者也要知道自己的极限，且有必要告诉幸存者。例如身体状况不好，可请幸存者改天再倾诉情绪。让幸存者了解自己可以做甚么程度的陪伴者，同时不会让自己背负太重的负担和责任。

王妤娴提醒，复原之路还是得靠幸存者自己走，知情者能做的是陪伴在侧。因此，知情者过度涉入，可能变成过度保护，甚至妨碍复原历程。

陪伴过程最重要是双方舒服，知情者不该让自己过度负担。如果觉得自己“满了”，不妨去找辅导员，让情绪和压力有所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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