峇东埔国会议员努鲁依莎受委为新成立的技职教育与培训委员会主席，是项明确的决定。到目前为止，我国技职教育与培训比起主流学术教育系统，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甚至由多达7个部门管理和经营。

虽然政府拨出49亿令吉作为技职教育规划用途，但只有7%中学生最终会参加技职培训，而我国12个关键经济领域中仍然有10个领域人力供应不足，而技职院校中只有70%学位空缺被填补，但一般相信培训资源没有被充份利用的比例，可能比官方数据更高。

各部门之间严重缺乏协调和功能重叠，不但缺乏效率，也浪费公款。目前，人力资源部和经济事务部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将所有技职教育合并为一个机构和一个部门管理，却独漏了教育部。技职教育是教育的重要部份，旨在培养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劳动力，以及培育各领域的专业决策者。

通过有效的技职教育，即传授自动化装配线、物联网、人工智能、高度精密资讯技术水平，才能培育出高技能工人。这无疑是一个明智和及时的措施，能有效地将国家经济提升到工业革命4.0。这最终会减少对外劳的依赖，同时提高工人的技能和收入水平。

目前我国参加技职教育与培训的学生，与德国和瑞士等发达国家相比较太落后了，他们有近60%中学生参加了技职教育与培训。在新加坡，高达75%的中学生进入技职教育与培训，只有25%最终通过学术教育管道进入大学。

根据2017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报告，新加坡目前在工业机械人密度方面排名世界第二，即每一万名工人就有488部工业机械人手臂。新加坡人可以在初中就开始接受技职教育与培训，而学生最终还有机会选择融入高等学术教育系统。

该系统目的是倡导将教育系统作为终身学习的历程。

根据国家银行2017年经济发展报告，我国工业机械人密度每一万名工人中仅有34部工业机械手臂，甚至低于每一万名工人就有63部工业机械手臂的亚洲平均水平。这说明了我国工业自动化依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劳工密集型工业以及不熟练的人力资源即外劳，并同时牺牲了本地工人的竞争力、生产力和收入。首先，在过去的15年中，高技术工作岗位比率从45%下降到37%，而低技能工作岗位比率从8%上升到16%。其次，最令人担忧的趋势是新就创造的就业岗位中就有81.5%录取外国劳工，而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每年都在上升。

工业4.0不仅涉及制造技术中的自动化和大数据交换，还涉及网络物理系统，物联网，云端计算和人工智能，不仅需要高技能工人，还需要具有对高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技能的劳动力。因此，我国必须教育社会鼓励技职训练为一些优秀学生的首选，改变以为技职教育与培训是缺乏能力的学生和辍学者的选择，以应对未来的社会发展的挑战。

我国一些技职教育工作者本身也作出了投诉，指技职教育与培训的毕业生没有得到应得的工资和就业机会。教育工作者、政府相关部门、技职教育与培训机构必需保持开放的态度，与私人界、商会和行业公会保持密切合作，不断跟进最新的工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并在提升技职教育与培训为工业4.0的准备的过程中，使私人企业更愿意为学徒提供职场训练的机会。

技职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必须协调联邦政府各相关部门与私人界的合作，建立更有效的技能培训系统。为了使该委员会更加有效发挥协调的角色，其主席应赋予内阁协调部长的权力，负责协调所有部门、州政府、私营企业，参与技职教育与培训的商会，并简化所有形式的技职教育与培训及其认证。这种社会伙伴关系和技职教育与培训计划的特许经营权，可被视为我们教育系统的“社会化”。

尽管如此，在工业4.0中推广技职教育与培训涉及我们教育体系的“民主化”，联邦政府需要下放并分享管理教育系统的权力，包括和州及地方政府、私人企业、工商会等进行技职教育与培训合作，因为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更了解当地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本地工业已经提供现有的学徒机器和设施，而技职教育机构可以减少开支，专注于教导有关科技的理论，并和私人企业合作培训教师在职教学。

工业革命4.0迫使我们认真审查我国的工商业将如何运作。虽然有170万外劳和大量半熟练的本地劳动力，而大约仅有54%的本地女性参与职场。目前不活跃但潜在的本地女性劳动力，远远超过外国工人的数量，可以满足我国就业市场的需要，解决方案是提供更多的家庭福利，如托儿所和在职训练。

解决经济停滞不前和过度依赖外国劳工的问题是“社会化”和“民主化”教育体系，包括鼓励未来至少60%的所有青少年参与技职教育与培训，而其中40%学员必须是女性。

这不仅关系到技职教育与培训，而更需要改变各界对“教育”的看法。教育之前一般被解释为维持社会现状、培养下一代效忠现有政权的工具，把真人化为仅会听取上层命令的“机器人”。近几十年来，许多决策者从设立公立技职教育机构的建设项目中，获取政治回酬的手法，是让我们无法追上工业4.0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