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俊杰向我提起沙巴儿童协会在change.org petition平台发起的“给兹里公平、给自闭儿公义”（Fairness for Ziqri,Justice for Autism）签名运动；并问：“星洲日报会刊这个事件吗？”

也难怪他有此疑问；在泛政治化的的大马社会，每个人的焦点都放在安华的波德申攻略，还有巫统清流部长慕斯达化（Tokpa）引起的退党潮以及巫伊合作的演变，再有就是讨论拉菲兹和阿兹敏打破头的公正党署理主席之战；兹里是谁？他有什么大不了？

兹里是“星星的孩子”（自闭儿）。兹里和家人在餐馆庆生时，因涉嫌非礼一女子被扣。这件事压根儿引不起读者关注，但在公民组织及残疾人士团体，特别是在自闭儿后援组织产生了不小的涟漪，超过3万人响应签名运动。

星洲日报“热点”探讨这个自闭儿涉及的非礼案；事件固然不幸，但庆幸的是民众开始探讨大马社会对自闭儿的接纳及包容度。

最为揪心的是，为母者哈斯娜从扣留所保释兹里后，如此安抚备受惊吓的儿子：他其实正在参与警察宣导连续剧─Gerak Khas的演出；妈妈深深了解这个活在大人身体里的小孩，尽管他已22岁。

有看过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的，就能理解哈斯娜的比喻。

《美丽人生》讲述一对被送进纳粹集中营的犹太父子故事，父亲不忍年仅5岁的儿子饱受纳粹残酷刑罚的惊吓，利用自己丰富的想像力，扯谎说他们正身处一个游戏当中，必须接受集中营中种种规矩以换得分数赢取最后大奖。

笑中有泪的故事，跟哈斯玛的心情很接近。但她比犹太父亲更无奈，因为自闭儿心智不全，痊愈的机率很小，只能通过行为教导改善。他并不知道他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别人为何不喜欢。

但当兹里在餐厅抱了受害者，“袭击”（警方用语）她的隐私之处后；大祸就临头了，警方用手铐押走兹里，把他扣留在警局；但兹里如稚幼小童般的心智并不理解这一切，他只想着还没有吃进口的生日蛋糕。

更可悲的是，从事主到警察，大家只知道兹里犯了错，却不理解这位外表和正常人无异的大小孩，是生病了。

警方扣留了兹里，翌日还带上法庭延扣。他们说，这是标准作业程序，但却激怒了自闭儿后援组织，斥责执法者素质低落。

活该警方无力辩解，他们不能为自己的不足自圆其说。从警方申请延扣自闭儿的那刻，即考验出执法当局对自闭症的认识是如何浅薄及无知，况且警方也没有应对自闭儿或残疾人的准则可遵循。

人民赖以维持公共安全的警方在应对残疾人时束手无策，只能证明政府在缔造对残疾人友善的社会方面，投入的资源是多么杯水车薪。

这名见惯社会人士异样眼光的妈妈并不责怪警察，她只希望警方未来在处理相同案例时，能更有弹性，心平静气了解事情原由，并查证他们的OKU卡（残疾人认别卡）。

受害女生哭诉大家只同情兹里，无人理会她被侵犯的梦魇，甚至有人促她取消报案，以免案件被带上法庭。

有人同情自闭症男和哈斯玛，认为社会应该有更多的包容心和同理心，不过也有人认为自闭症的孩子犯罪也应该接受惩罚，知道孩子有自闭症，父母的责任是好好管教，免他们行差踏错。

“社交沟通及认知”是他们的死穴。他们从小有许多问题行为，需要父母、教师不厌其烦一一指正，相较之下，性教育较没有迫切性，最容易被忽略。

然而，家长要费洪荒之力才能给自闭儿建立良好的观念与行为；往往到青春期，出现不尊重他人身体的行为时，才警觉到严重性；不是亲身感受，是不会理解这些父母如何心力交瘁。

我国的自闭症患者约有30万人，人数日益增加。兹里不会是第一个被带上警局的自闭儿，未来可能出现更复杂的案件。如果你还未响应此次的签名运动，请花10分钟去参加，让当局推出一套完整的“应对残疾人指南”，确保残疾人尤其是自闭儿在警局及任何执法机构都获得公平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