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城市断续以各式艺术节、双年展在国际间展示各自文化特性，在亚洲显学、东南亚热里争相自我表述，在西方视角的长途跋涉里好不容易重夺话语权之际，总是波澜不惊的我们的艺文环境，几年下来也有固定每年相约碰面的艺术节（比如乔治市艺术节），但论及国际关注程度，依然长路迢迢，有待努力。台北艺术节从城市规模起家，目前已是国际关注的国际艺文要事，2012年至2017年担任艺术总监的耿一伟自是幕后重要推手。或许他的他山之石经验之谈，之于城市质调相近、希冀能借艺术节提高城市能见度、以城市为规模的本地艺术节，是近未来美丽愿景的参照借鉴。

艺术总监的难题一：
自 由 度

每一个城市的艺术节都有自身的难题，林林总总的琐碎细项，艺术总监最了然于心，在成就城市的欢动与热闹之前，当然得先解决大小问题，是以耿一伟提及出任艺术节总监的种种，概括来说，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场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艺术节是一个有比较高技术难度和整合难度的一个活动。”

艺术节在出资者、策划团队、艺术家与观众间，需要一个协调主持大局的角色，即是艺术总监。而艺术总监对艺术节的决策究竟握有多少权力，依然仰赖主催单位出释的空间，空间愈大，艺术总监的自由度自然愈高。

若是政府主催的艺术节，“就不可避免会发生政府有没有给予艺术总监足够的空间去发展他自己的定位。”然而私人机构赞助的艺术节，其实也难避免类似的困窘。

他自承很幸运，在重重难关里，来自官方的干预极少：“以台北来说，我受到的干预是非常少的，几乎百分之九十八都没有被干扰。”他分析，“也或许大的活动政府会有意见，但因为台北市的活动真的很多，艺术节相对来讲不是最爱的小孩，就像是老二或老三，父母不太管的，所以会有一定的自由度。”

台湾政府每年投入艺文活动的资源不少，而让人释怀的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政府也发展出艺术管理中常说的：一臂之遥，隔一个距离，让专家来决定。”

这样的距离自然也是艺术节的自由。

艺术总监即是艺术节最主要的操盘手，在对内、对外、对上、对下的各层级应对中，自然得长袖善舞，然而其中最不可替代的部份，其实是艺术眼光与精确的判断。

“一个艺术节的经营就像巴黎时装周一样，你总会想让人看到最新的潮流。如果可以办得成功，就会变成大众的焦点，也会引发关注跟讨论。如果没有一个艺术总监在背后操盘的话，很难做得到，因为这些需要眼光。”

艺术总监的难题二：
目 光 与 判 断

除却慧眼独具，艺术总监还必须有判断力，“他的节目一定是有限的，今天你请大家吃饭，只有10道菜可以选，要怎么让大家觉得这道盛宴很有创意、很有收获？我在挑选节目的时候，会有复杂的一套模式，思考加直觉加运气等等的点点滴滴。”

每年复返的艺术节，逐年增叠大众记忆，留在观众记忆里的是好印记还是坏印象，则得看每年端出的菜单够不够精彩。

对耿一伟来说，这份精心策划的菜单，目的之一，自然是让观众年年都能怀抱期待。

“艺术节就是要让观众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如果没有艺术节，有很多国际交流的节目，一般的团队不可能去邀，因为一定赔钱。

艺术节就像是Party或跨年晚会一样，本来就有一定的铺张性，不是为了要赚钱，而是要让大家来度过一个难忘的时刻，让大家每年都期待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平常看不到的节目。”

这份每年开出的菜单有多精彩，除了仰赖艺术总监的艺术知识维度，也端视他的目光有多精准独到。

艺术总监的难题三：
智 慧 与 时 间

艺术总监的长袖善舞，在各式调解斡旋中或是必要，进退有度，他坦言，在专业知识以外，艺术总监还有许多政治性的考量，特别是票房与艺术的平衡。

“艺术总监做的事情跟政治有点像，比如说他有权力的部份，也有决策的部份。当你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有观众的，就如选举有选民一样。”在坚持与妥协之间，艺术总监的圆融智慧成就一个美丽大局，“他必须考虑很多原则，这些原则有可能彼此间会互相矛盾，如果你太坚持的话，就会像安蒂冈妮的悲剧。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某一个人相信，某一个原则是至高无上不可被反对的。”

面对矛盾，除了智慧，还需时间的延展，缓延决策的急迫性，“这种时候可能需要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就需要时间；如果你有足够长的时间，这些就有可能可以解决。”

艺术家在乎作品质量，出资者关注票房回收，艺术总监的智慧，也在平衡两者间的拉锯。

“票房跟艺术哪个比较重要呢？当我们拿纳税人的钱在做艺术节，这个结果会影响到市议会明年对这个艺术节的预算。他们是政治人物，看票房，不看艺术；他们就像狮子，你喂肉给他们吃他就不会咬你了。”

“艺术是另外一个层面，不一定要为票房而牺牲艺术，但是一定要兼顾票房。这是很重要的，当你一意孤行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状况是：你影响到整个组织，预算被砍；本来可以做更多事的，结果可以做的事更少。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你不是代表你而已，艺术节也不是只有你的品味而已。”

他强调，艺术总监最大的任务，“不是通过艺术节在成就你自己，艺术节某个程度还是在服务一个城市。”

艺术总监的难题四：
尊 重 与 真 心

即是艺术总监，难免必须兼顾身份的公共形象，他深知这个身份的公共性，是为艺术节服务。

“我担任台北艺术节艺术总监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身份也代表台北艺术节，我的形象跟艺术节是连结在一起的。那不一定是我，是我的某一个面向，一个公共的形象。”

他说，“艺术节不会说话，艺术总监才会说话。”代表艺术节说话，肩负的是整个团队的大众形象，他笑说，“为了这样我还背了好几个笑话。”

艺术总监为艺术服务，要层层通关，除了智慧与时间、良好的公共形象，最终依然还得仰赖自身专业赢来的尊重，让问题更易疏通。

“一个总监如果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他在经营这个艺术节的时候，就会有很好的成果。有时候你有不同的想法，你想艺术家往某个方向走的时候，你也要得到艺术家的尊重。”

在他看来，这些尊重的获取，视野和诚信极其重要，“就跟公司的领导人一样，你要让你的员工尊重你，才有办法带着他们往前走。问题是他怎么得到这个尊重？是用权力吗？是上对下的命令吗？还是用他的愿景和决策来获得尊重？”

获取尊重的最佳方法，不外是，“不能用强求的，一定要真心。”

让 台 北 成 为 一 座 欢 迎 艺 术 家 的 城 市

抵达一座城市，了解一座城市，不是从千篇一律的购物商场开始，在耿一伟看来，深入一座城市的文化身世，才更能理解城市。大众可以从博物馆和美术馆开始，看见城市的历史与个性。

“艺术对于城市的重要性，在于组合城市的个性。”

艺术节也是国际凝望一座城市的入口之一，他为台北艺术节勾勒的个性表述，从3个关键字开始。

“我会找3个关键字，试图在艺术节里展现它。台北是个很多元、年轻、有创意的城市，所以我希望艺术节也有这3个元素。如果有更多特色的话，就会没有特点了。”

简单扼要，重点表述，先让在地与世界看见城市的关键字，建构初步印象，引领观者一步一步更深入台北的人文内在。

为了让国际看到台北，更深入台北的可爱与多元，台北艺术节在职期间，他积极推动国际共制。

“很多艺术团体来台湾演出，逗留时间很短，都不太有机会看看台湾。台北不是漂亮的城市，但是是一个友善又可爱的城市，有人文气息，物价便宜，很多样性。但要看到这些，他们要留下来。共制的最初想法，是让他们可以有机会认识这个城市，喜欢这个城市。”

所以他主动跟国际招手，希望更多艺术家来看看台北，也更希望透过这样的交流，把台湾艺术家推向国际。

“国际共制是一个大趋势，脸书上每天都跟不在此时此地的人有对话，为什么现实生活不能够反映这个现象呢？”

之于艺术节的持续发展与未来走向，在他看来，“国际合作不一定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万灵丹，但可以变成一个常态性对话。”

他到访过欧洲许多城市，看见欧洲城市为艺术家提供的便利性，希望台北也能成为欢迎艺术家的城市，“欧洲城市提供很多方便给艺术家，要不要成为一个欢迎艺术家的城市，是城市本身可以决定的。”

国际共制就像邀客人回家吃饭，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客人了解台湾，把台湾的艺术家推向国际。

台北艺术节国际共制的模式从直接取用国外剧本，到两地合作，再到邀请国外团体来为台北量身订做写剧本；或是台湾首演，再到国外艺术节巡演等等，每一步都在拓宽更多模式的跨国模式，延展创作交流的更多可能。

这是他希望看见的交流，过程当然也有文化差异的磨合、艺术家间的创作沟通、预算超支等等问题，他笑说，“所以总监也不好当。”而这些种种大小难题的调解，即是艺术总监的乐与愁，艺术的希望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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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一伟简介：

花莲人，台大哲学系毕业，布拉格音乐学院研究。曾任台北艺术节艺术总监，目前是卫武营国家文化艺术中心戏剧顾问、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客座助理教授与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兼任助理教授。着有《喜剧小百科》、《唤醒东方欧兰朵》、《在台北看书》、《罗伯威尔森：光的无限力量》、《动作的文艺复兴：现代默剧小史》与《谁来跟我跳恰恰：澎恰恰传》，译有《剑桥剧场研究入门》、《空的空间》、《布拉格画像》、《恰佩克的秘密花园》与《哈维尔戏剧选》（合译）。主编有《未来艺术革命手册》、《剧场关键字》与牯岭街小剧场剧场手边书系列（九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