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来了。三日两夜台北匆匆来去，又挑在元旦前彼城人山人海的时候，只为去看一场演出。换作其他我辈中人，这么做大概会是去看张悬／安溥，而你，你应该会为了陈绮贞。我的文青时代逝去已久，早在罗大佑的老与沉寂前凋零，再说我自小有人潮恐惧症，这种事是不干的了。

这次去，为的是看于小榆，我小说里的人物。

我把短篇小说〈生活的全盘方式〉托给了台北“无幕剧团”。几个年轻女孩在新生南路30巷的一个小空间里办了几场演出。我挑了一场。去到的时候，冬日的细雨茂密如发，丝丝缕缕披挂在我身上。场地很小，十来二十个观众就办成了座无虚席。我原想看了就走，却被女孩们请求留下，于是我坐在她们当中，看着“台上台下”所有年轻的脸庞和那些面孔上凝重的神色，便反射性地变成了一个走过沧海桑田的长辈，试图说些轻描淡写的话，而她们却一个两个都红了眼眶。

有一包纸巾像一只能抚慰人心的小宠物，可能是一只猫，在我们手上传过来递过去。

我掉了两颗泪珠，又有点想笑，觉得大家都认真的看待“活着”这回事。当中有个女孩哽咽着说，读这小说让她觉得自己被理解。那一刻我生起了一种存在感，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的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小说家。我写了“一个于小榆”的故事，用它去指认出这社会上许许多多隐藏着的，难以溶解在人情世故中的于小榆。

那是个难忘的下午。走的时候冬日的银发已稀，我与女孩们微笑道别，并且在内心祝愿她们，在静寞中得到太阳。

＊

出门总是好的，总会遇见人，获得一些故事，或刮擦出一些想法。上一次出门是去参加一个文学营。那是个年轻人的活动。三天两夜，活动密集，营员很多，以至残存的记忆里多是人头密密麻麻的画面。我与这些人总是隔着距离的，总有个居高临下的角度。要不我在台上，他们在台下；要不我坐在凳子上，他们盘腿坐在地上；虽指上没拈花，却宛如弘法。在那样的角度里，那些年轻的昂然的面孔看起来都像嗷嗷待哺。他们问我许多与写作无关的问题，我都尽可能认真作答，因为写作的人都知道，这世上岂有什么问题与写作无关。 

这生活营据说有将近两百人。归来两日后我只记得一个。像是其他一百九十多张脸全溶化了，只剩下她那张甜美的脸庞。这世上甜美之物本来容易消弭，况且我过去在这类活动中早被青春的光芒闪花了眼睛，以致对人过目即忘，但这女孩不同，她在营会结束后来到我跟前，对我说了一句话：

“希望有一天我能像一个同辈那样跟你说话，而不是你眼中的一个小妹妹。”

这一句话铿锵，我不禁对她正视数秒。女孩个子娇小，才可颜容十五余，而且有一张稚嫩的脸，感觉像是永远不会，或许也不该长大。但我想，她说的并非一句不假思索的话，这话里头既有憧憬，想望，也有思考和挣扎。就在说出这“愿望”的当儿，我猜她已经比三天前稍微成长了一些。

女孩的这句话，以及她那发亮的眼睛和殷切的神情，后来几天在我脑中萦绕，唤起我不少记忆，让我想起好些人。我最先想起的是二十年前初遇靖芬，彼时她是个青涩的大学生，邀我南下演讲，我们各自抱膝说了一夜的话。如今她是【文艺春秋】主编，偶尔我们也像当年一样，在谁的房中欲语还休地促膝长谈，但她在脸书上称我为“伙伴”了。当然二十年前我自己也年轻，却因为靖芬有那种“不该长大”的体格及孩子脸，且一路岁月静好，而我在二十年间变化甚巨，朝花夕拾，自觉老得飞快，这么多年后我仍然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她未必喜欢如此，事实上曾有一段时期，我直觉她特别想要“长大”，倒不是为了要成为我的同辈，而是为了要跳出我那经灯光幻化后，比实体乖张与高大许多的影子。

这几年她对于这个，显然已不那么执着。我猜她看清了我们虽属一个科目，却是两种类型，多年前不过在交叉点上相逢，终究不会走到一条路上去。所谓江湖，这便是其生态；形形式式，有人想要钻得深，有人想要游得远，却身不由己，偶尔被一朵漩涡召来共舞，最终仍要各自荡开。

我也想起你了，小弟。倒不是因为这些闪闪发亮，千姿百态的女孩，而是因为在同一个文学营里，我也重逢了一位好些年不见的晚辈小生。此人我认识多年，因睽违已久，所以他在我的印象里一直十分年轻。直至这回碰面，我被眼前人吓了一跳。他自是不那么年轻了，岁月啊那是北风卷地，在他的额上逼得头发一寸一寸退守。那些往后梳的头发有点疏落了，倒是条理分明，油光滑亮，衬着他血色微泛，皮肉上堆满了笑的脸，让他看起来像是在社会大染缸里泡得太久，一身油里油气。

这晚辈，在他真的十分年轻的时候，曾有一个时期对我十分亲近，像是把我当作姐姐，对我诉说过许多少年郎的苦恼，以致我在心里把他与你归作一类，同为“小弟”。那时候我觉得他愤世而不得志，心中郁积，言语酸涩，但他喜欢读老派书，说老派道理，于是我以为他也必崇尚老派人的价值观，仰慕他们的情操风骨，待过了这苦闷的成长期，以后成熟，自当从这些润泽滋养他的学问与情趣中卓然而立，自成一家。

那一回看见他，居然是那么一个吊儿郎当，油腔滑调的人，我便知道我错了。错在我太过一厢情愿与想当然耳，以致我最终既认不得这人，也认不得他读过的那些书。我以为书如水土养人，却忘了最终决定你长成一棵什么树的，其实是你最初埋在心里的种子。我们在那场合上，几乎像是演出一般，大庭广众之间不愠不火地寒暄过了，甚至还虚情假义地拥抱了一下。回来后我心念一动，想起自己其实已许久没在脸书上见过这小弟的动静，于是上网一查，才知道自己不知何时已不在对方的好友名单里。

我想，这就叫“长大”吧。这人在我面前再不是当日的小辈了。以后我们见面，将要像两个老江湖一次一次逢场作戏，语言肢体上反射性地见招拆招，轻佻而又谨慎地相互应酬。

于是我想起你了，小弟。我想起的是你中学时那圆滚滚的头脸，小镇男孩的气质，脸上总开着一簇一簇稚嫩的笑。那时你三不五时闯到报社，“姐”前“姐”后的唤我，认真地要我批评你那些早被批改得面目全非的稿子。如今岁月一个对开，攸攸十七八载，你从英国毕业归来，在律师行执业已逾十年。我们一年总要约见两三回，算是让我见证了你的成长，看着你一年一年甩掉土气。尔今从头发到鞋子，已彻头彻尾一个都市白领中产阶级的时髦模样。上一回你来接我，还开着崭新的平治轿车，显然成功人士的形象已被你整套凑齐，唯独脸上的笑未经提炼，仍然如多年前那样的青绿稚嫩。

每一次见面你都喜不自胜，依然傻里傻气，前一声“姐”，后一声“姐”，教我浑然不觉十七、八年已然过去。 

这次到台北，赶在二〇一八年结束前，与相识了七、八年却许久不见的一个年轻女生见面。女孩在台湾升学，毕业后留下来工作，相猊不怎么改变，倒是不如以前爽直。一席话间多少次引用“人浮于事”，且都支支吾吾，声量越来越小。听在我耳里，每说一遍都似被空中一双监视她的眼睛胁迫，又像是在向我告解，暗示我，她百般无奈，恐怕终将变成一个我不喜欢的人。

小弟，倘若这女孩能像以前那样坦率，或是能像你向来那般傻气，我会对她说，倘若有一天她从此不愿相见，或是在某个夜里，从床上爬起来悄无声息地将我的名字从好友名单上删除，那被拿走的并不真的是“我”而是她心里的一个记号，标记着多年前那个纯真爽朗，与世无争的“自己”。

因此啊小弟，这些天我想起这些，特别觉得你的可贵。我知道你在社会打滚许多年，必然被世界侵蚀磨损，而你也难免要让自己一点一点溶解在这永远得保持不愠不火的人情世故里。人浮于事啊，我猜想这十多年你学会了课本上没教的许多心机和算计，然而在我面前，你永远保有一份不被世情人事溶解的赤子之心，可以面不红气不喘，叫我“姐”，对我大声承认自己的庸俗，然后笑，就像你早知道“成长”玩的是什么把戏，而“变得庸俗”是你反过来还给它的一个恶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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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了。很快便投入到我所喜爱的寻常日子中。所谓寻常日子，在老家，日间温度摄氏三十三，云层越叠越厚；午后有雨，夹着远雷，山鬼暗啼。我在这样的日子里回归沉默，继续织字维生。案上放着我正在读的石黑一雄，里头的书签是我从台北带回来的一张小卡片。那是一个年轻的马华留台学生为我自制的“告白卡”，纯粹要告诉我，黎紫书如何启蒙了他的阅读，也将影响他的书写。

元旦这一天，一位朋友即将升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据说读过了我的《余生》后，用她母亲的手机给我发简讯，问我有没有新书可以让她读。我微笑着回复女孩，向她承诺，会给她找一些“高超的书”，让她以后长大成为一个与别不同的人。

在文学营里遇上的那位小妹妹，脸书上给我发信息祝贺新年。我不免记起当日她来到我面前，对我说：“希望有一天我能像一个同辈那样跟你说话。”那么一个像精灵般聪慧灵巧的女孩，纵使现在我不说破，等以后她终于能“像个同辈那样对我说话”时，自然会明白，人生中最可贵的时候已经回不去了，她再也不可能如此天真无邪，心无杂念地对一个喜爱的长辈说出这般“大言不惭”的话。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文：黎紫书·图：Olesya Karakotsya·2019.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