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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8 12:01:55  2007518
牢门外的红灯笼(下篇)‧前死囚:苏丹宽赦 改监20年‧吃饱等死最难熬
专题


报道:麦肖剑

摄影:刘剑英


“杀人会上瘾的。我看到他们就很生气,拿着木棍见一个打一个,一天一个,打死了5个,后来多杀一个──那个印尼女人喊嘛,我想惨了,她喊我就逃不掉,我死,不如她死。”


首宗案报仇杀6印尼人监10年


当时28岁的阿雄被曾是自己下属的五名印尼工人打劫,有参私会党的他气红眼,黏上假胡须,戴上黑眼镜,手持木棍,只身一人去报仇;一开始只想教训对方,结果全都给他打死,还多杀一名目击者。


因这案件,他被判15年监禁,在监牢里待了10年被释放。问他那是何时,他想了想:“1992年x月x号。当时很轰动,报纸还登什么‘见一个杀一个’、‘一条人命两年半’,我出狱时,连杂志都来找过我要采访,欸,别了。”


这是他脑海里深藏的第一个日期。2004年的另一天是第二个日期,这是他被释放约两年后的日子,他在一家杂货店和一名老婆婆接触,最后老婆婆死亡,他被控谋杀,再次锒铛入狱,这次被判的是死刑。“不是我杀她的,这次真的冤枉,但我有案底,比较麻烦。”


老父老泪纵横


两宗案件,让现今已80多岁的老父亲担忧不已,从骂他到劝他,每次通电话都老泪纵横。两名女儿也自此与他分离,他走时,大女儿不到三岁,小女儿尚在襁褓,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她们。拈指一算,她们现在二十多岁,即使重见,也对面不相识。


阿雄在2016年获得柔佛州苏丹宽恕,死刑转为20年监禁,再多10年出狱,但他的第二任妻子已抑郁成症。今年55岁的他眼镜架在额头上,像在茶餐室里会遇到的任何一名安哥那样,语气平淡,说出来的却都是情:“她等我等太久,患上了忧郁症。买到屋子,我却进了来,那间屋子大大间,她一个人住,可以对谁讲话?对墙壁讲话。是我欠到她的。”


求救却让女老店主逃走跌死

指第二宗案冤枉判死刑


第一宗案件,阿雄说,当时他把人打倒在地就离开,不知道人死了,直到警方找上家门。“我和警察说,我都没有看到报纸有新闻,如果有,我不会杀那么多个。”


当时太太已出门上班,他正准备将大女儿送到岳母家。看到警察,他心里毫无惧怕,“我跟警察讲,我犯什么罪,你跟我讲,是我做的话我认,我不是认啦。”接着警察押着他,到岳母家放下女儿,岳母是第一个知道他被捉的人。


“那时很头痛,还送我去淡杯精神病院检查,要看我谋杀这么多条人命,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结果报告显示正常?“正常啦。”他禁不住轻笑了一声。


2004年,朋友联络上他,说帮他变卖了坐牢前留下来的机器,得了5万令吉,留给他当本钱。他想,5万令吉不是小数目,横竖也是得闲,就动身下去。


踏入这个他首次入狱的州属,他没料到的是,还会有第二次:“走到半路,我被人打抢,手机、钱包都给抢掉,看到一间杂货店就上去找人帮忙,里面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眼睛看不到,又耳聋,我讲我给人打抢,她回我‘哈?你要打抢我?’起身要逃跑自己跌倒,撞到头,就去世了。”


喊冤是误会

有前科难辩脱


采访中数次提起这案件,他都强调:“不是我杀她的,一场误会。”以为最后会被释放,结果8个月后,案件被提上最高法院,他心里想:完蛋了,最高法院,很危险了。因为他被控刑事法典第302条文,一旦罪成唯一刑罚是死刑;“律师帮忙fight,要讨(换成)误杀,但讨不到,fight到输掉。”2008年,案子下判,就是死刑。


那是他最难熬的时候,他称之为吃饱等死。“我们死刑的,一个人一间房,你进到房间,要做甚么?要想甚么?


甚么东西都给你想完了,日子怎样来过?睡觉,你可以睡多少?吃饱睡,睡饱吃,睡到你怕。你不知道它几时会来,不知道第二天你在做甚么。”


压力大不愿拨电给父


他每天在房里发呆,四处找东西看,蚂蚁走路也看过,压力多大,唯有他自己知道。也因为这样,他后来都不太打电话给父亲,只是打给姐姐请她转告父亲。“我父亲和我讲电话,一定哭,够力哦,唉,不好意思,还是不要打给他。


看到他这么伤心,在监牢里更难过。我们在监牢,已经很难过了,不要再给自己压力。”


死囚不能再做甚么,只能等,他心想:就看上天有没有眼。8年后,苏丹宽赦他,“上天真的有眼。这段日子,不是这么容易过来的。”


妻患抑郁症


太太探他探得频密,总之,就是想念了就来,平均两个星期一次;从住家来监狱要转多趟巴士,虽然在同一个州属,来到时已经是好几个小时后的事,他看得心疼,但又怕太太一个人在家会想东想西,唯有勉强安慰:不是当吃风啦,看风景!


后来,太太越来越不对劲,他察觉有异,叫岳父带她去看精神科医生,太太死活不肯,和家人吵架,岳父唯有报警,最终,是警察带太太去。


太太得病后,他坚持叫她不要再常来,如今,她每隔两三个月来一次,他则每个星期打一次电话给她:“不是想念不想念的问题,我们都这么老了。我们知道他们得了病需要人关心,打一个电话给她,她也得到一个安慰。”


不愿连累妻

办离婚


第一宗案件,阿雄说,当时他把人打倒在地就离开,不知道人死了,直到警方找上家门。“我和警察说,我都没有看到报纸有新闻,如果有,我不会杀那么多个。”


当时太太已出门上班,他正准备将大女儿送到岳母家。看到警察,他心里毫无惧怕,“我跟警察讲,我犯甚么罪,你跟我讲,是我做的话我认,我不是认啦。”接着警察押着他,到岳母家放下女儿,岳母是第一个知道他被捉的人。


“那时很头痛,还送我去淡杯精神病院检查,要看我谋杀这么多条人命,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结果报告显示正常?“正常啦。”他禁不住轻笑了一声。


太太来牢房见他,问他有没有杀人,他不敢承认,“讲出来不是吓坏她?所以我讲没有咯,不要认咯,怕伤到她嘛。”下判,入狱,太太每个月都会来探监,他看着要照顾孩子的她奔波劳碌,就叫太太离婚。“她是女的,我是男的,我在里面10年,难道要她等我10年吗?长痛不如短痛。她还年轻,可以去找过一个更好的。”


想见女儿一面频碰钉


离婚后变成前妻,她依然有来,直到96年,她搬到吉隆坡,再没来过。2002年阿雄释放,怀揣护照、离婚证书等证件,到前岳母家问前妻下落,就是想见女儿一面,却摸门钉,如此数回,他就没再去了。“找到我都累了。想想,我也是要生活的。”回到家乡探望老父后,在州内进行建筑承包工作,重操老本行。


第二任太太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他在建房子,她来看房子,结识7个月后两人结缡──那岂不是“闪婚”?他没回答,不出声地笑。


对新年没感觉


阿雄人生接近一半时间在监狱里度过;被释放出狱的那短暂2年里,他曾过两个新年。“新年是比较有气氛,但等你上了年纪,过年好像是小孩子过的,拿红包、穿新衣,我们还要去穿甚么新衣咩,还要出钱包红包!”他露齿一笑,不过很快收起。


他和阿杰一样,都觉得新年不过如此;太太会来探他,不过对话内容也和平日一样。“我看他们年轻的多数很高兴过新年,他们监期短,二、三年,我们就没有感觉了。中秋节,监狱有卖月饼,我们也不会买来吃,监期短的就会‘哗,要吃月饼啊’。”


读完中一后就辍学出来工作,他说自己比较“坏蛋”,7兄弟姐妹中,全部都很会读书,都是做工程师、设计师,坐冷气房,唯有排第三的他做建筑,晒太阳。“第一次入狱,来探监的都是太太和朋友。我自己也想到,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不能要父亲这么老远下来。”


造化弄人的是,父亲曾在他当时释放后,叮咛他不要再回到那个令他“行衰运”的州属,结果──“真的傻掉,我第二次入狱后,在监牢里打电话回去,我父亲讲:被放出来后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发生这样的事。”他维持一贯淡然语气,就连说这句,也只是轻轻的“啧”了声,你听不出他的情绪。



根据阿雄所说,第一宗案件,他因被打抢而杀人,被判15年;第二宗案件,他因被误会打抢但没杀人,却被判死刑。两宗案件放在一起,可看出命运的讽刺,但他说来不觉。(图:星洲日报)





阿雄说,死囚只要走出活动范围,都得上手铐,“因为我们是危险人物嘛”。(图:星洲日报)





阿雄说,他杀人时,是驾著自己的摩哆车去,车牌还是原装的,没有换掉,“我们不是好像去打抢那么有经验的嘛,”他还幽自己一(图:星洲日报)
作者 : 麦肖剑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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