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财长敦达因最近在柔佛士古来马来西亚工艺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两项要点。

第一，他说马来人正在接受一种叙事，即他们的种族和宗教都受到威胁，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内希盟政府将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政策。

第二，这是本文的重点，他说马来学者似乎什么也不做，只是任由这种叙事被某些政党和自私的非政府组织利用。

我为媒体撰文20年了，说的内容由始至终是一样的，但却让马来人对我有负面的印象，特别是公立大学甚至是前高等教育部。

达因的言论让我感到惊讶，因为他从来都不是我最喜欢的政治人物之一。

我认识的他是一名在扶助马来人制度中受惠的精明商人。由于经济和企业界不在我的理解范围内，我一直避免试图了解这个人的任何事情。

但在几天前，我惊讶的发现他阐明了历史、宗教和政治结构，这些都是我所认为的一个“先是大马人后是马来人”的结构，也是我所反对的“先是马来人后是大马人”。

先是大马人后是马来人结构是，在大马宪法、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共存世界中，一个马来人也了解他或她本身的文化和信仰；而先是马来人后是大马人的结构则是马来人就是马来人，以后、现在和永远，生活在地缘政治被命名为“马来西亚”的土地上。不妥协，不道歉。

先是马来人后是大马人的人期望其他人为了他的种族和宗教做出改变，不需要理解、容忍甚至不许认同他人作为国家建设伙伴的重要性。

我国的学者已经变得非常自私自利，对国家建设不感兴趣。

一个对国家建设不感兴趣的学术界始于80年代。

大专法令旨在扼杀或控制学生政治活动，以及学者的政治活动。

在大专法令下，未经当局许可，任何学者都不得向媒体或公众发言或撰文。这基本上就是总结。

一些学者在该法令下受到提控，其中一个就是已故伊斯兰党主席，也是公立大学学者法兹诺（Fadzil Noor）。

学术界参与国家建设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根据这项法令，学术界的文化主要集中在教学，直到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世界级”和“国际公认”排名的概念。

如果他们在“高影响力”或Scopus期刊上发表论文并获得数百万令吉的奖金，那么该学者就会被认为是成功人士。

一旦和欧洲或美国或西方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那么就会被视为是“世界级”和“国际化”。只要大学“成名”，这种联系是否会产生研究和钻研的文化就会被忽略，大家只关注到有一名部长正在签署该协议。仅此而已。

到了21世纪，公立大学非常重视在海外出版期刊上刊登论文以让大学排名靠前。本地出版的书籍、百科全书和期刊都是三等的。

在过去，书籍和媒体写作占了很高的百分比和重量，但现在似乎没有人把撰写专栏这项列入评估或关键绩效指标（KPI）。

有一次，我不得不把我出版的书籍、文章和200条百科全书条目列在“其他出版物”的栏目中。

我时常阅读《激流》（Aliran），其作者是来自北方的大学的学者。我发现他们的作品清新、大胆和高学术性。

10年后，我注意到他们的职称还是“副教授”，我很想知道这些人何时能够成为“教授”。

我很快发现他们已经转职到新加坡国立大学。 “公共知识分子”在大马没有未来。

我很幸运在疯狂的期刊热潮入侵大学前，我已经擢升教授。在两度参加教授面试时，我设法把我的书籍、论文和其他文章拿来应试。

随着我的文章越来越多涉及社会和国家，我在国家级委员会的职务变得越来越少。

我不再受邀参与大学公开演讲，因为我被告知说，政府对我“有意见”。

公立大学唯一给我的委任状就是让我成为建筑系博士候选人的考官、以及教授和副教授的评估员。

我后来选择了提早退休，离开了我教书和写作长达27年的公立大学，当时也没有人欢送我。

我在两所私立大学申请成为合约教授的申请也被拒绝，理由是我引发“争议”。

我已经提及，我们未来的关键是马来思想的再教育，马来学者对伊斯兰的理解只有在阅读和理解的情况下才会强大，而不是坐在电视机前或在清真寺聆听宗教司强加于他们对宗教和社会的不成熟思想。

我囯的命运取决于学术界在未来几十年和几个世纪内改变对大马人的叙事，以符合联合国阐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聆听周五布道会谴责进步思想家或LGBT并认为上苍会因此降罪我们的故事，并不能让我们走得太远。

如果学者不积极讨论，请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抛诸脑后。

我们正处在一个马来穆斯林的社会，他们成长于80年代伊斯兰复兴时期，大多数的马来人都非常关注他们子女和社会的来世和宗教价值观。

大马国际伊斯兰大学甚至是伊斯兰文明及马来世界国际研究院（ISTAC）和大马伊斯兰知识研究所（IKIM）原本应该引导马来人进入一个现代和民主的伊斯兰国家建设和共存的新时代。

但是，当两名宗教司指非穆斯林公民是“异教徒”，或在清真寺针对伊斯兰的敌人发动“圣战”时，这些学者在哪里呢？

在听了达因的一席话后，所有公立大学校长必须重新思考他们对学者的关键绩效指标。

我们需要更多公共知识分子来改变和改写国家的叙事，为国家的社会和宗教和谐带来可持续的财富。

我们不需要“高影响力”的期刊来衡量我们的成功。

只需要上街去问问路人，他是否会让孩子接受疫苗注射，或世界是否平的，或捍卫少数群体是否会引发某地方的海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