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显然不是一个好年头，几乎每个月都听到有人离世的消息；不论是认识的、不认识的，远的、近的，有深厚感情的，或只是淡淡之交，或只是一个熟悉的名字。特别是相继离世的是一个个为人所熟悉的文人作家，他们的离去，撇开“是文坛一大损失”的老套悼词不说，总不免因为他们所创造的文学氛围而多几分伤感—— 像饶宗颐、李敖、金庸、萧逸、二月河，到底是影响了一个世代的人。他们的离去，即使不能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们的名字在我们这代人的心中倒是烙印深刻的，而悼念之情，有一半是怀念我们丢失了的青春岁月，因而更有说不出的惆怅。

年终岁末，眼看已到了12月下旬，本也以为2018年会就此平安度过，不料竟在21日早上接到云里风先生逝世的噩耗。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短讯，在此一刻，深刻地体验到生命的无常，人生果然是一连串未知数的组合 ，让人无奈又迷惘。

2018年剩下不到10天，为何也赶上了这班最后的班车呢？我没有太大的悲伤，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定局，可我却真切地意识到，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陈先生的声音了。在作协那么多年，大家都是直呼名字，并且是笔名，唯独称呼云里风陈先生。然后我点开图片库，翻找二十多年前由陈先生率领的作协访华团的照片。这是我在不久前扫描了发给他的，我是想给他留个纪念。事因陈凯希先生年前就有个想法，希望能与当年一起访华的文友相聚敍旧。可是间中不是你忙就是我忙，始终没能安排到一个恰当的时间。有次见到陈先生，他说我一直在等啊等的，怎么你们就没能落实？这才想起，陈先生是个做事效率高的人。在他当作协会长的那些年月，总是有序地分配工作，从不浪费时间。他习惯早起，想到什么马上打电话。因此早上6点多7点的电话，必定是他无疑——他又想到要赶紧落实什么了。

有次陈凯希先生问，你有保存当年的那些照片吧？我明白，那是一种缅怀的心情，因为大家都老了。我答应回家去找，会选一些发给他。不过有些人已经不在了，像韦晕、端木虹、翠园、游牧、吴岸——那是多么令人伤感的一连串名字啊。然而，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于是我手机里便有了那些照片，可也经常让我感觉惆怅。不是生死的问题，而是因为感情有余裕，常常想起故人。而陈先生，最后跟我的通话是告诉我，他明天要进医院动手术。问他是什么手术，他说是前列腺，“我很快就会出院的，等休息好了，大家好好地聚一聚。”我说好，我等您的电话。

可是我没等到他的电话。我很懊恼我办事没效率，让他“一直在等啊等”。他可没倦怠生活，是我们不明白，人生无常，许多事是不能等的。

陈先生走了，搭上了2018年最后的一班车，到天国去开始他的另一番文学大业——他是个有信仰的人，他相信文学的社会功能，更相信文学可以成为人类的知交，让人求智得智，求仁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