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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31 07:20:00  2030756
东姑阿比丁.在难民政策中寻求庇护
阿比丁思

在返回大马之前,我意识到难民的困境只存在于一般的知识讨论上: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冲突,目的地是哪里,以及那些国家有哪些政策可以接收或拒绝他们。我没有碰见任何难民,也无法知道他们艰辛的旅程。

当我在2007年回到大马后,我在吉隆坡遇见了一个弱势儿童组织的提倡者。她参与成立庇护中心,为处于风险的儿童,包括无国籍和难民儿童,提供住宿、医疗设施和教育。

我成为秋杰基金会(Yayasan Chow Kit)的信托人已有10多年,我看到其中一些儿童已经长大成人。许多人在学业上取得佳绩,也有人投身艺术。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社区里的提倡者,并且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寻求机会、成就和幸福。

自成立以来,我有幸见证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学院(IDEASAcademy)的成立,这是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和一项荷兰基金会的联合项目。它被视为“大马最具成本效益的中学教育中心”,这里有来自8个国家的153名学生,包括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索马里、埃塞尔比亚、肯尼亚、苏丹和伊拉克——其中很多人在攻读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IGCSE)课程。我们的成果与其他(更加昂贵学费)教育机构所取得的成果类似,而我们也同时重视举办音乐剧和艺术展览。

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创立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学院的理由是——配合我们的殊教育计划,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自闭症中心(IDEAS Autism Centre )——让公民社会与私人界合作,为我们社会中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提供高素质的教育。至此,要求入学的人、家长的反馈和学生的满意度都显示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整理的数据,以及我们的经验都可以为改变政策提供意见。

不幸的是,政府对难民的政策并不重视很明确或一致。在帮助罗兴亚难民一事上,我们已经看大马人的情感诉求,但针对目前滞留在我国的难民的实际协助却很容易被放大。让难民儿童进入政府学校就读的建议遭到反对,因为有人认为这会让大马家长感到不安,很少有人试图证明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让难民儿童上学的成本确实会更高。我们还了解到许多情况,如包括医生在内的高素质难民无法贡献社会,因为法律不允许他们工作:还有人在害怕他们“偷走”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仍然有待承认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就目前而言,这种加入文明世界的举措在政治上似乎仍然存有争议。

实际上,政府在这一领域的政策(甚至包括其他所有领域)似乎都要向以种族和宗教为主的国内政治局势妥协。与其一再地老调重弹,我建议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建立一个新叙事,以显示更加开明和人道主义的方式将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经济、民主和对人权的承诺,当然,也有助于提升所有宗教的同胞,无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罗兴亚人还是其他人。各国政府、公民社会和私人界应该发挥其作用,通过招聘就业建立表率,并进一步通过教育课程和文教交流计划来教育群众。

我曾经在澳洲与一名难民对话,他是越南后裔,这场会面对我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取得很大的成就,而当我告诉他,我是大马人时,他与我分享了他在70年代越南战争时逃亡至登嘉楼海岸的比东岛(Pulau Bidong)的故事。

他对我国的感激深深打动了我。这也显示,一旦今天我们有了政策,我们的态度和我们的人道立场,那么几年后,来自全球的下一代人将会记住大马的好。在分裂的世界中,一些政治人物认为有必要为了选举目的而煽动分裂,而将心比心也许就是对抗仇恨的最佳方法。

本文摘录作者于2019年3月23日举办的扶轮社和平建设大会(Rotary Peacebuilders Conference)的致辞。

作者 : 东姑阿比丁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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