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房子有一面褐色的石墙，面积不大，是房东先生在我们搬进去之前砌的，所以还很新。我在那面墙上贴了五十个作家的肖像明信片，那些明信片是夏木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我们逛纪伊国书屋时买的。整盒明信片一共有一百个作家的肖像，墙上的这五十个是我们认识或喜欢的，还有几个是陌生，但看起来有趣或迷人的作家。他们全都已离开这个人世。

我是在贴明信片时知道詹姆斯·鲍德温的。他的那张脸是如此忧伤，在一片幽暗之中忽隐忽现，远处有几盏街灯正散发着微光。他的眼神也是忧郁的，双眼凸出，像一只温柔、坚定的蟾蜍。鲍德温就像是一尊沉默如谜的雕像，被安放在公园的某处角落。

“你看这个人，这么悲伤！”我对夏木说。

几年过去，我们因为巴里·詹金斯的新电影《假如比尔街能说话》而再次遇见鲍德温，想起他那忧伤而温柔的面容。《假如比尔街能说话》改编自鲍德温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纽约的哈莱姆区里，黑人小伙子芬尼被白人警察诬告强暴一个波多黎各女人，他的未婚妻蒂什为了救他而四处奔走的故事。芬尼被捕时，蒂什已经怀孕。她才十九岁，身材瘦小，是个坚强的女人。她承受的压力有多大，她的信心和韧性就有多强。

电影和小说一样，都是以蒂什的声音去讲述故事，她的语调轻缓，深情脉脉。蒂什娓娓道来她和芬尼的青梅竹马之情、芬尼如何被诬陷、他们的家人如何为救芬尼而奔波，还有芬尼入狱后，两个人的心路历程。鲍德温的声音也是坚定而充满内敛的力量的（虽然有时候微微颤抖），他曾经是传道人，从他的小说风格和叙事的声音可以想像他在讲坛上是个出色的演说家。

比尔街其实不在纽约，它是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的一条街道。街道的起始处是密西西比河边，住着许多贸易商人，他们在那里将货物运到各地去卖；街道的另一端则发展成为富裕的郊区，越来越多的黑人音乐家到那里演出。很快比尔街便成了布鲁斯之乡，当年B·B·金就是在那里发迹的。B·B·金甚至被称作“比尔街布鲁斯男孩”，死后遗体在被运回故乡时还刻意经过那里，以此告别比尔街和他的音乐生涯。

但鲍德温的比尔街有很多，它只是一个象征，一个文化隐喻。“比尔街是新奥尔良的一条街道，是我的父亲、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爵士乐的诞生地。每一个出生在美国的黑人都出生在比尔街，出生在某个美国城市的黑人社区，无论是密西西比的杰克逊市或纽约的哈莱姆区。比尔街是我们的遗产。”鲍德温写道。

芬尼是比尔街的孩子，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也曾发生在其他的比尔街男孩身上，我们早已听说过许多类似的故事。人们因为比尔街孩子黑色的皮肤而不相信他们，就像我的东欧朋友不相信吉普赛人，有的汉族人不相信维吾尔族人那样。这样的比尔街总是令人感到悲哀和失望。

当我们住在丫曳镇时，有一段时间，母亲雇了一个印度洗衣工到家里洗衣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洗衣机，妹妹又刚出世不久，家里一下子多了许多要洗的衣服。那个洗衣工是个又老又瘦的女人，我们都称呼她“nenek”。虽然她已经七十岁了，精力却还是很充沛，甚至是孔武有力。

一天，母亲和姐姐们发现她们的内衣不见了。那时我才刚发育，穿的根本称不上是胸罩。所有人很自然地对nenek起了疑心。一想到她有那么多女儿和孙女，我们就几乎认定是她偷了那些胸罩。当母亲和姐姐们向她提起这件事（我忘了她们的口吻是否带着严重的质疑）时，nenek坚决否认是她偷了那些胸罩。

“那我们的内衣到底跑哪儿去了？”母亲和姐姐们问。

Nenek激动起来。她那平时佝偻着的身体一下子挺得直直的。

“你们看吧，我哪有偷你们的内衣！”她突然掀起她的上衣给我们看。

母亲和姐姐顿时惊慌失措，甚至别过脸，拒绝看她袒露的胸部。

“算了，算了。”姐姐没好气地说。

那几件胸罩就这样消失了，但从那以后我们也没有再遗失任何东西。谁知道呢，我们住在二楼，风有可能会吹走我们的衣服。或者是有恋内衣癖偷走了那些内衣也说不定。还是nenek真的把那些内衣拿去给她的孙女穿了？

在学校里，当有人遗失了铅笔或那些散发出浓郁香味的橡皮擦时，孩子们总会说是班上那唯一的印度同学偷走的。我们还从大人们那里学到“abunene”这样既滑稽又奇怪的词汇。“不要乱跑，小心abunene抓你去卖！”大人们这样对孩子说。

许多年以后，我才从生活和书本知道了“贫穷文化”、“种族歧视”及“阶级差异”这样的真相。我努力回想从前的日子，希望自己从来没有怀疑或诬陷过我的那些印度同学，还有从来没有用过“abunene”这样带有种族玩笑的词语。

是谁让比尔街不能说话的？就像鲍德温后来说的，比尔街是一条“响亮的街道”，它本来是会说话的，它应该是会说话的。胸罩和“abunene”的事是很久远的往事了，它们却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我离开丫曳镇和祖国很久了，不知道如今我们的比尔街会不会说话，说出来的话又有多少人会听和明白。我们总是哀叹自己的命运，对遭遇到的不平等对待忿忿不平。我们也总是忘记了比尔街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