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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2019
不同的地域,一样的心事 赛莫哈末.扎契与夏曼.蓝波安
作者: 林德成(记者) 黄志汉(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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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曼.蓝波安与赛莫哈末.扎契一同在《台湾与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2》推介礼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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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及国际笔会的台北分会(TAIPEN)于4月5日在国家语文局书局联合推介《台湾与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2》。夏曼.蓝波安(右)与理科大学翻译与口译系教授吴尚雄博士(左起)、我国作家赛莫哈末.扎契一同对谈两地的翻译文化及创作心得。

4月上旬,我国语文出版局联同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一起出版了《台湾与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2:文化、家庭与爱》。这也是国家语文局成立62年来,首次出版的非课本类华文文学刊物,里头收录具有两地风土人情特色的短篇小说各4篇,分别编译为马来文版及中文版。赛莫哈末.扎契与夏曼.蓝波安皆是这本选集的作者,且让我们阅读两位不同语言、不同地域的小说家的创作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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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莫哈末•扎契,全名为Syed Mohd Zakir bin Syed Othman,笔名为SM Zakir。他于1969年出生在吉兰丹哥打峇鲁。其父亲是国家文学家Syed Othman bin Syed Omar(笔名为S Othman Kelantan)。扎契1990年开始写作,至今已获无数奖项,2010年,他获得印尼雅加达的东南亚文学委员会(MASTERA)颁发杰出青年作家奖。2011年在泰国曼谷获颁东南亚文学奖(短篇小说组别)。他曾担任全国写作人协会(PENA)总秘书(2006-2012年)。短篇小说集有《Merengkuh Langit》、《Sekuntum Kembang di Sayang Jibril》、《Menyirat Nirmala》、《Sekeping Ruh di Atas Bantal》、《Serigala dan Sekuntum Tulip》;诗集如《Memburu Malaikat》、《Sajak-sajak Petualang:Manusia Cinta》等等。

赛莫哈末.扎契创作观:

“篇幅虽短,但要有分量”

一篇作品的字数和质量是不能成正比,堆叠的字数无法断定一个故事的好坏,只有作者说故事和驾驭文字的能力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近30年文学创作经验的马来作家赛莫哈末.扎契称,有时一个议题、一个故事用两三千字叙述已足够了,视乎有没有融入自己的哲学思想或所要探讨的人生命题。他用了一句话来表达自己创作观——“light but carry weight”。

我鲜少有机会在采访中近乎全程用国语访问,眼前这位笑容可掬的前辈作家,让整个采访的氛围都变得很轻松。他特别开心的提到台湾罗东的原住民会称猴子为“老懂’,而他称我国也有部分人用“Lutung”形容猴子。想当然尔,即使有相似的词汇,他在台湾还是得用英语,无法用国语与人沟通,但却会因这个发现而让他对台湾产生兴趣。

这个发现源自2017年的台湾之旅,他当时接受台湾文化部邀请到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担任驻村作家一个月,以及出席“诗对吟──2017亚洲诗歌节”。一般人会到处游玩,寻找题材或感受不同的文化。邀请单位没有给予限制,但是他却分配好时间,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潜心创作,一共生产了12篇短篇小说。“我一个月内就全副心神投入写作,吃饱和睡好。我也带了很多各种题材的‘大块头’书籍,读得越多越好,直到我的脑开始动,我才动笔写。”

他形容自己是随性书写派,让文字自然流露出来,好比他在台北担任驻村作家时,独自一个人居住,刚好四周有草丛,就任意释放各种想像力,去搜罗故事的灵感。“我会把这些经历写下来,好像猜想草丛里会不会有蛇,蛇过后闯进来会化成一个女人诸如此类剧情。故事线路很简单,不过就需要‘有品质’的时间去构思和撰写这个故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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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灵感的时候,赛莫哈末•扎契反而想写诗,他认为诗是一种构思词汇的练习,能让文字再次鲜活起来。

写作需要纪律

“状态非常重要”,赛莫哈末.扎契强调这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不用去到咖啡馆或靠饮料辅助,养成良好睡眠习惯,培养适合写作的状态,太累就放弃,不要逞强。

身为一名自由业者,他有一个非常纪律的生活表,首先是养好身体,每晚12时就会入睡,“有些作家会写作直至凌晨,我肯定不行。”接着,隔天早上六七时会起床散步,让脑袋被清晨洗涤一番,用过早饭才动笔写作。“早上是我写作最佳时期,下午再继续写,然后阅读作品,晚上只会用一两个小时写作,接着就放松自己,看电影和睡觉。”

养好身体后,接着是“养脑袋”,至于如何养?他直接揭开秘诀——阅读是最好的营养,让文笔不会变得干涸。“我本身就喜欢阅读卡尔维诺、海明威等书籍,从他们作品汲取养分,日本文学也有涉猎。”

如果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的写作态度,应该是一丝不苟。“当我开始写作,自然变成很有纪律。”他大笑的说,自己平常不是一位很严肃或不苟言笑的人,最喜欢开玩笑找乐趣。一旦认真写作,这些笑容就会被卸下来,全神贯注的对待创作过程。“我会确保自己在不被干扰的房间里创作,处在一个精神状态非常好的模式,务必要有非常清晰的头脑,构思故事脉络时,才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发展的细节。”

作品要有灵魂

他自豪的说,自己有不错的记忆力,认为回忆起某件事时,这些片段都有可能幻化成灵感,漂浮在空中,等着他去捕捉。

“我认为回忆都是虚拟(fiction),在回想或回忆起某些片段,这些或许是虚拟的。有时难以辨认,哪一个部分是真实发生或虚拟,我们的经验究竟是真实还是虚构?”说完,他嘴角掩不住笑意,并称平时要不断沉淀思考,从生活中提炼题材。他指出,同样一件事发生后,即使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两兄妹也有可能说出不同的故事,“我们的回忆就会开始补白,让它变得完整,最终真实和虚拟都结合在一起。”

他就运用这些回忆当小说素材,“看起来很像真的,我们就好好孵化,能成为一篇好作品。”他坦言,又不是在写论文,不会特别向第三方求证,假设他记得某一位哲学家的语录,但不会上网搜索原话,看是否有错漏。“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蛮有自信。”

最重要的创作成分是选择贴近生活的题材,因为可以深入的挖掘,无论是情感、线索或人物,“我们要确保作品里面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作品,读者也不会感动。因此我会从跟我有很深厚连结的生活开始着手。”

早期,他曾被人说过作品太沉重,因为置入太多哲学议题,读者需花很长时间消化。随着年龄渐长,写作手法也逐渐娴熟,他也没有了写作的包袱压力,反而更容易拿捏和平衡作品的分量。“以前是‘weight carry weight’,很多人排斥这样的书籍,现在我就学习‘light but carry weight’,作品看似很‘轻’,但可以承载很大的内容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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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莫哈末•扎契的〈月亮沼泽〉(Paya Purnama)被翻译成中文版,并收录在《台湾与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2》。这篇短篇小说讲述着他童年一段奇妙的友谊回忆,然而他制造一种介于虚构和写实之间的缥缈,让读者不断猜测究竟是作者虚构的角色还是真实的人物。

如何决定结局好坏?

你会如何决定一个故事结局的好坏?“我从来没有决定一篇故事的结局,而是故事本身自己决定了走向。”他澄清,这番话并非故弄玄虚,而是计划赶不上故事的变化。

“有时结局就是‘just one moment’(一刹那),能够触动你的心。我无法预测这个‘moment’,只有在书写过程时才会冒出来。即使我计划好结局的好坏,但那个‘moment’未必会浮现,当我书写一半时,它突然出现后,那么我就会依据那个结局。”

当很多人都说读者要提高阅读水平,赛莫哈末.扎契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读者反而更聪明,千万不要低估读者的能力。“我们就随着自己脚步去写,相信读者有能力解读和和剖析。”他认同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所说,文本诞生后,作者就已死,将文本与作者脱离,读者拥有自由去诠释和鉴赏的权利。

“你理解到什么都是对的,我不会干涉,我会尊重每个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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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曼·蓝波安,1957年生,台湾兰屿达悟族人,达悟名为Syaman Rapongan,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淡江大学法文系。他是一位海洋文学作家、人类学者、岛屿民族科学工作坊负责人,现在专职写作。著作有《大海浮梦》、《安洛米恩之死》、《天空的眼睛》、《老海人》、《航海家的脸》、《八代湾的神话》、《冷海情深》、《黑色的翅膀》、《海浪的记忆》和《大海之眼》。

夏曼.蓝波安

海洋文学中的水行侠

年届62岁的夏曼·蓝波安用细腻文笔如实记述了达悟族群的生活形态,用最合适的语句表现出伐木造舟、祭拜祖灵盛典、潜水抓鱼、部落历史等传统记忆和技艺。那是达悟族的海洋信仰和思维,不断承受现代和科技社会的冲击,不过一代又一代中坚的达悟族人依旧扎紧那些习俗。他不是旁观者,而是一名实践者,像是一位水行侠在捍卫自己的部落,抵抗少数民族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达悟族没有文字,他则用了文学手法延续族群文化,从父执辈口中整理了不少神话故事和古老仪式,书写海洋民族的生态和文化符号,建构了一个全新的海洋文学世界。

海洋,是夏曼·蓝波安最亲密的场域,对他而言不是恐怖,那是达悟族世代捕鱼的地方,有最亲密关系和记忆。他也非常清楚蓝色海洋寒威的逼迫,必须学会观察季节和潮汐所带来的讯息,这仿佛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

然而,他曾“失去”自身的文化。“不会抓鱼的达悟男人不是男人。”他提高声音说道。他不禁想起了16岁的夏曼·蓝波安,离开兰屿到台湾求学,在外打拼十多年,最终在1989年选择回家乡发展,发现自己身为一名达悟族男人却对达悟文化毫无头绪,特别是捕捉飞鱼的技能。不会捕鱼,也让他陷入胶着的状态,只有拼命学习才能赢得族人尊重,也正如他在〈飞鱼季〉提到,当捕获Arayo(鬼头刀鱼)时,顿时受到族人认可和肯定,“这就是我所要追求的,用劳动(传统工作)累积自己的社会地位,用劳动深入探讨自己文化的文明过程。”

因为离开,回归部落才深刻体会达悟族文化,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位达悟人,如贯彻传统民族仪式、祭奠、潜水、捕鱼、造船、雕刻,跟随海洋的节奏安排自己的生活作息。他所呈现的海洋文学除了描绘达悟族的面貌,也探索着他们的内心世界。

没有文字传承的达悟族

需知达悟族没有任何文献或文字,凡事透过语言和动作去传承民族价值和古老习俗。夏曼·蓝波安用抒情内敛的笔调,记载了他们与海洋的故事,祖辈的经验与智慧。作为一名台湾人,他缓缓的说,自己不是汉族,而是达悟族,而母语是达悟语而不是汉语。“好几年前被人家指责和批判,说我解构华语的语态,我哪里有能力去解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不是华人,但我至少有原初的语言,我的母语更好,我自然有自己特殊的华语造句,先后秩序的语法。”

母语最能表达作家最真实情感的语言,他看着我说,母语是原初的声音和语言,代表着一个民族去认识其生存环境最贴切的语言,也反映环境文化会孕育出什么样的语汇去形容眼前的生态环境。“当我用母语去谈海、森林或抓鱼是非常容易的事。”每一个民族原来的语言叫生态语言,他认为汉族要用汉语解释达悟人的海洋会有困难,因为难以形容海浪的感情和声音。

虽说达悟语没有文字记载,但当传教士来到此地,则将《圣经》翻译成达悟语,不多不少保留了原初语言的词汇与表达语句。相反的,这倒是有一个机会,可用母语创作。夏曼·蓝波安认同,但就得用民族本来没有的外来词语去解释和创作。“你想要用母语创作现代性小说,这目标一点也不容易达成。”若从历史角度而言,得以留下母语的创作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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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询问夏曼•蓝波安如何为一篇作品设定好或坏的结局时,他说目前还在学习,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抵抗歧视的语言

正当夏曼·蓝波安打开另一扇海洋世界观,丰富了台湾文学的内容和光谱。另一方面作品也在思索原住民在现今经济社会的坎坷和挑战。他在《大海之眼》就阐述了青少年时期在台湾打工面对歧视和剥削的状况,进一步也探讨台湾教育政策底下,原住民逐渐远离了自身的族群文化,而接受被同化的命运。

“我们要思考的面向蛮复杂,如我岛屿民族有很多部落的人拒绝被汉化,拒绝上华人学校,拒绝变成基督徒或天主教徒。这些现象都存在,这也是我所说的核心议题。尤其在台湾社会做工的原住民,可能会被歧视,但回到自己的部落,可以捕抓海洋鱼类,享有海洋的恩赐,这是海洋赋予他们生存的活力,而我就在书写这群人的世界。”

他坦言,不能责怪现代性改变部落社会的一切,作家就要找出某一种议题去跟所谓的大社会链接,寻找可以有共鸣的管道。有可能一些人也在歧视海洋民族文学的作品,“可是反过来我也可以歧视汉人民族作品,因为你们也不懂海、不懂鱼类,也不懂得如何敬拜自然环境。”

因而,他的作品已表态,“我抵抗主流社会的政策,抵抗主流社会歧视的语言,抵抗一些政治上破坏环境的政策,抵抗主流社会歧视弱小民族的人。”

身体是海洋文学

“当有人问我,什么叫海洋文学?我还蛮霸道的说,‘我的身体就是海洋文学。’我不运用任何理论解释,因为我血液里面就有海洋的基因。”他调整了坐姿,稍微提高声量的说。

这句话或许让人疑惑,不过当阅读他的作品,却能隐约体会和想像达悟族的大海世界。在《大海浮梦》,他所描绘的大海形象非常鲜明,颇有个性,“他在夏秋之际的台风期间,他的爆怒、他的疯狂肆虐陆地的同时,数不清的惊涛骇浪,飞上天的浪沫煞似一群疯子禁锢一世纪似的起舞撒野,掀开海震的面具……”

想要读懂他的文字,就要读懂他的文化,就好像亲自下水才会知道海洋的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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