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大马政坛有两起值得纪念的周年日。

5月9日是我国史上首次通过大选换掉联邦政府的执政党（或技术上来说，是候选人）的1周年纪念日。和平地实现政党轮替的概念是民主的中心思想，如今我们已经实现了，也解开了民众的心理障碍。在此之前，“如果反对党获胜将导致出现混乱”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没有发生混乱（尽管某些政党希望此事的发生）。有了这个先例，在未来大选时发生政党轮替就相对没什么大不了了。

我在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所（IDEAS）的同僚，自政府成立以来的表现提出了很多意见，并发现“去年选举过后附带的能量和承诺已经退烧，人们开始不满经济、政治和体制改革缓慢。平衡不同群体的需求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而迫使政府采取不同立场来安抚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并时常导致破坏种族和宗教和谐。”

这些变数乃政治上时常出现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坚持落实长期的体制改革的原因，以保护国家免受这些变数可能造成的过度冲击。

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强国会，我们的首任国家元首所指的其中一个“民主的动力”（另一个是联邦宪法）。成立特别委员会，增加（尽管不平等）国会议员的资源以及加强公民社会的介入，这些都意味著立法机构将得到更好的审视，而后座议员也将享有更多的独立性。

正如我们在补选中看到的，选举委员会变得比较独立，虽然他们有限的资源和权力仍然是一个问题。希望通过新委任的首席大法官，司法制度将变得真正独立，该委任也普遍认为是大胆与公平的。让人兴奋的是，新全国总警长对成立独立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表示欢迎，这也是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所在2006年就开始支持成立的！

剩下的是承诺废除恶法。在这方面，对改革变得不耐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当大部分的废除并没有涉及财务时。

这些获得保留的法律，部分是1969年5月13日，另一个纪念日的遗产。很久以前，在吉隆坡发生一起由政党引发的种族骚乱，让当局以“需要维护和平”为由来合理化这些法律，因为废除这些法律将引发民众的恐惧。即使此事已经过去了50年，我们的社会在如何更好地继续前进方面仍然存在分歧。

另一方面，有些人根本不愿意提起，以避免揭开黑暗的一面和痛苦的回忆。有些人则希望通过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重新检视所有证据以寻求真相并汲取教训以造福下一代。

我倾向采用后者的方式，但必须谨慎。例如，要求该委员会等同卢旺达种族灭绝或南非种族隔离所成立的委员会就太过于夸张了，因为在这些事件中全国有数百万人持续被杀害或被强行迁移至其他地方。此外，我们不该拿60年代的吉隆坡社区的事件来推测其他地方的情况。例如，马六甲或砂拉越的马来人和华人种族关系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差异，而不是被我们选择如何应付513事件所掩盖。最后，我们应该关注学术的多元，例如，有人要求东姑阿都拉曼辞去首相一职，而不是关注种族暴乱事件本身。

在2019年5月9日，敦马哈迪，在1969年就此骚乱怪罪东姑──导致他被巫统开除，并最终辞去首相一职──提出了“共同繁荣”为口号新经济模式，以在2030年打造一个不论阶级、宗族和地理的全民体面的生活水平。

当然，人们会不同意一些细节（我们有望聼到关于再分配和增长的辩论）以及实际落实时的不一致状况──正如文明伊斯兰运动（Islam Hadhari）和一个马来西亚那样──但当然所有公民都应该支持该意图。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正确的教训，或许我们最终可以证明，联邦宪法所设想的强大体制，对于实现我们所有人所渴望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