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卅周年。中国官方迄今仍然对这场民主运动极为敏感，卅年来始终是禁忌，许多评论人分析称，北京这些年来只做了而且仍会继续做一件事，即试图从历史上将六四事件抹去，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然而这场波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有21名学生领袖被列入通缉名单，他们的图片在全国各地报纸和电视上反复刊登和播放。最终，21人中14人被捕，其中有几人是自首，其他人则成功地靠同情他们的警察、西方情报机构和香港民主组织和黑帮等逃离中国。

卅年来这些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有的仍持续与北京对着干，如吾尔开希，有的以学者姿态续向中国发声，像王丹，有的信了基督，选择了“原谅”，如柴玲，有人妥协、有人低调，也有的已辞世，如六四后逃到美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也有当年支持学生而选择绝食抗议的“四君子”中的刘晓波在坚持政治改革下，在牢狱中病故，留下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

另有一名四君子、来自台湾的创作歌手候德健则从创作《龙的传人》蜕变成，以一曲《中国梦》来表明与北京的大和解。

卅年沧桑，当年的“六四一代”各自踏上不同的道路。

●王丹

期盼回国探望父母

乐观看待中民主之路

王丹生于北京，与吾尔开希、柴玲等同为民主运动学生领袖领袖之一。六四清场后，他没有逃往国外，而躲在国内，最终被捕，出狱后又再被捕入狱、1998年保外就医后流亡美国，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台湾大学教书，2017年返美，目前住在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去年在华盛顿成立智库机构“对话中国”，并在网络开设线上教学课程，教授《中国史》，业余时间热爱写诗。

今年50岁的他5月受法新社访问时回忆当年时，仍表示完全没有预计到北京竟会向平民开枪，并称自己被列入被捕学生领袖名单是因为与知识分子关系亲密，而北京政府想借此以知识分子的鼓动来标签八九民运。

他指自己虽在六四后入狱，但由于他受到国际关注，当局未对他施于酷刑，但出狱后他迅速对自由感到幻灭，因为每天被公安跟踪，之后他仍为人权和民主发声而再度入狱。获允保外就医离开中国廿年的他一直想回国探望父母，他说：“我很有信心，迟早能回去，只是不知何时。”

去年六四29周年前夕，王丹接受多维新闻网采访时坚持表示，民主运动有高低潮，低潮也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再有高潮，江山代有才人出，即使这一代看不到中国民主化的那一天，那一天还是会到来，他完全不悲观。

吾尔开希

仍猛烈批评中政府

盼望实现未尽的梦

出生在北京的维吾尔族人吾尔开希八九民运时就读北京师范大学。抗议期间，他在电视台转播时任总理李鹏与学生领袖召开会议时，公开谴责李鹏而名声大噪。六四后，在香港民主派组织的“黄雀行动”的协助下逃离中国，经香港、法国抵达美国，在美国曾入读哈佛大学和加州多明尼克大学，其间认识台湾籍妻子陈慧玲，后迁居台中成婚，至今仍遭北京通缉。

他曾试图经澳门、日本与香港返回中国“投案自首”，均被驱逐。在台湾投身电脑和金融界，目前担任时事评论员和专栏作家。他曾宣布参加2014年台中立法委员补选与2016年立法院大选，但最终均退选。有传他近年陷入财务问题，今年更涉嫌酒驾摩哆车被捕。最近还与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口水战。而他在被捕学生领袖中，依然是最猛烈批评中国政府的人之一。

51岁的他接受近日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表示，八九民运真正该承担责任的是中国政府，而还未被追究责任时不应讨论学生的责任。他认为这场学生运动由始至终皆散发理性的光辉，对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分子，感到无比光荣。

虽然30年过去了，但每一年，在海外的学运领袖都会举办纪念活动，吾尔开希在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说: “有时候，纪念是其中一种最谦卑的抵抗形式。”他坦言，多年来，一直怀着幸存者内疚活着，“但是，我将试着尽快去实现30年前那些倒下的人未尽的梦。”

 

●柴玲

看淡是非善恶

原谅镇压领导人惹议

当时就读北京师范大学的柴玲如今寄居在基督教信仰的呵护下，似乎看淡六四的是非善恶，于2012年选择了“原谅”，提出宽恕六四时主导血腥镇压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和李鹏等，引发王丹等民运人士不满。

她与首任丈夫封从德在六四后，偷渡到香港后再分头逃到法国，1990年两人转到美国后离婚，各自求学，并与现任共和党人丈夫结婚。《李鹏六四日记》披露，柴玲于1989年5月杪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期待流血”，引发争议，有关言论后来在《天安门》纪录片中再次被提及，柴玲于2007年对该纪录片团队提起诽谤诉讼，被法庭即决驳回。2014年，柴玲抗议波士顿运输部门向中国采购新地铁列车，被中国官媒批评〝对中国的狠劲比那些美国鹰派还鹰派”。

与现任丈夫于1998年创办高等教育电脑软件供应商尖子班，经营至今。2010年创办有基督教背景的关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组织女童之声。

●李禄

转型商人

曾获入境访华4天

他是通缉名单上唯一一名非北京学生，当年就读南京大学经济学，参加绝食抗议，并在他人帮助下离开中国流亡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3个学位，1997年杪创办喜马拉雅资本，很早便实现了角色的转型。2010年跟随美国股神巴菲特与微软创办人盖茨访华4天，获官方放行入境，且未被逮捕。2014年开设新浪微博，未被屏蔽，成功地转型为一个低调的对冲基金商人，是喜马拉雅资本董事长。

●封从德

“中国人权”发言人

要为倒下的人正名

八九学运爆发时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在6月4日凌晨军队清场的险峻时刻，封从德主持以口头表决的方式，成功地组织了广场学生最后的撤离，避免了更多的流血。

六四后，逃亡法国，入读法国高等研究学院宗教历史系，1995年毕业，2003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2005至2008年间于纽约“中国人权”组织担任发言人。2010年于挪威奥斯陆出席向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仪式。

目前居于旧金山，从事网页资料库设计，现在学中医、针灸，2001年创办并运营《六四档案》网站至今，不过与王丹不和。

回想当年，封从德认为，当时有那么多人在街上，但他们并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他认为，当年应该怂恿军方推翻政权。他和吾尔开希都觉得，他们有义务为那些在1989年倒下的人正名，并继续推动实现中国的民主梦。

●浦志强

参与六四研讨会

维权律师资格遭吊销

1989年，24岁的浦志强是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走到学运前线，是绝食学生之一。六四后他完成学位，毕业后成为维权律师，代理多宗敏感案件，2014年参与六四研讨会后，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罪成，被判缓刑。他被吊销律师资格，今年初缓刑届满后继续被“施以三年的继续帮教”。

浦志强接受美联社访问时指，天安门广场训练了一代年轻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

54岁的浦志强他回望30年前，说当年很真挚，和一点天真，“我们希望中国可以变好，作为24岁的学生，有这个机会服务社会，若我不担任一个角色，不发出声音，我不会原谅自己。”

六四以镇压收场，但浦志强并无绝望：“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训练我们那一代的年轻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我们仍希望中国可能变得更好。”

但他坦言，中国特色的政治是长期的极权主义，不会容许政治力量和政党，组织行动。社会控制愈来愈紧，要团结起来愈来愈困难。”

●王军涛 

判监13年 就医名义保外赴美

坚信中国仍有政治风潮

1989年，王军涛31岁，当时是《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六四事件后被指为“煽动、组织、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案犯”，遭重判13年。

他1990年被捕入狱，1994年以保外就医名义前往美国，此后一直从事海外民主运动，2010年当选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

对于中国未来变革，王军涛接受中央社访问时乐观地说“大规模政治风潮出现的时候，什么管控也没用”。

王军涛很肯定地告诉记者，还会有第3次、第4次、第5次……的天安门运动。根据他对民主转型的研究，多数国家政治转型前都会有大规模政治风潮，中国也不会例外。

他分析说，八九民运之后的政治风潮，不再是由知识分子的良知推动主导，民众投身政治的动机变多元，像是抗议问题疫苗、毒奶粉、强拆、基督徒争取信仰自由等，“大规模政治风潮出现的时候，就是突然一批平常不关心政治的人都出现了”。

●候德健 

习近平仕途起步之地
去年杪河北首发《中国梦》

据多维新闻网，中国官媒于今年1月初报道，由淡出音乐圈多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北京的侯德健谱曲的歌曲《中国梦》于去年12月31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仕途起步之地河北省举行了首发仪式。

据报道，侯德建表示，“除了希望把这首歌顺顺利利地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给中国人长脸，给中国人加油之外，别无所求!” 。而2017年获知刘晓波逝世时，他对路透社说，“对不起，我决定不表态”。一个曾与北京对立的异见者，对昔日战友之死不表态，创作《中国梦》，这卅年来，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

62岁的侯德健是1970年代台湾校园歌曲热潮中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包括《捉泥鳅》、《归去来兮》、《酒矸倘卖无》等，并让《龙的传人》风靡华人世界。六四时，他同情学生运动，与刘晓波、高新和周舵等发起绝食抗议，合称“四君子”。

六四后，他遭中国驱逐回台湾，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一度在纽西兰向《易经》求索真理，出版一些研究成果。2006年，他被悄悄地允许重返中国，并在北京生活，据报在一家电缆电视网当顾问。2011年，他在北京鸟巢举行的“滚石唱片30周年演唱会”中，与《龙的传人》原唱者李建复登场演唱《龙的传人》。这是他自六四后的21年来首次在中国公开演唱，并借助为《中国梦》谱曲的方式重新回归北京官方的叙事中。

“最后一枪”感言冒犯中共
崔健遭封杀10多年

摇滚乐手崔健谱写于1988年的歌曲〈最后一枪〉，原先是为了纪念1979年中越战争牺牲的解放军烈士，随之在六四事件过后（1990）的一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巡回演出中，当时崔健唱完了这首歌，旋即在舞台上说出了这么一段惊人感言：“我们希望去年听到的枪声，是最后一枪”！话音刚落，台下观众自是欢腾不已、群情激愤……。

可想而知，其结果冒犯了中共当局的忌讳，后续演出也被迫取消，从此崔健开始了长达十多年被中共封杀的岁月。这首惹祸的《最后一枪》更是纳入禁曲之列，连同其他本与六四民运无关，只因当初崔健曾到天安门广场演唱慰问绝食学生的《一块红布》《一无所有》等歌曲全都不能再公开演唱。

1991年，崔健发行第二张个人摇滚专辑《解决》，内容收录了《最后一枪》的无歌词版本（原歌词被大量删减，只剩三句副歌）。尽管日后崔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自始坚称自己的歌和政治无关，却仍据此强调“音乐，不能有政治目的，但是也不能回避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