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籍少女波索芬（Noa Pothoven）因经不起多次性侵的后遗症而选择安乐死。本应是青春年华前途无量的她早在11岁时就被人猥亵，并在14岁被人性侵。因此，波索芬患上严重的精神创伤、忧郁症和厌食症。不久前，她在“安乐死机构”的安排下在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波索芬出版过自传《获胜或学习》描述她在面对性侵后如何在痛苦中挣扎的经历。然而，可惜的是她仍然没有找到真正的盼望，让她有能力继续的活下去。她在接受安乐死的前一天在自己的社交媒体Instagram贴文称，“我考虑了一阵子，但我还是决定要这么做。看过关于我住院治疗文章的人或许会对我这个决定感到惊讶，但我计划这么做已经很久了，而非一时冲动。经过多年的挣扎，我早已疲惫不堪。”她感觉自己的生命病不完整，仅仅是在勉强活着。

她也在最后的贴文表示“我已经不吃不喝一段时间了，在多次讨论后，他们决定让我离开，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些痛苦了”。她还写到“在这案例，爱是懂得放手”。笔者为此事件感到心痛不已，更为此事的社会后遗症感到忧心忡忡。

第一，虽然我们为她的遭遇感到痛心，但这样公开且理直气壮的结束自己的生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况且，可能她的许多读者、面对同样遭遇的受害人，会有样学样，步她的后尘。模范效应是指传媒报道自杀案时过于详细及露骨，会令自杀高危人士模仿。

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表示，影星张国荣跳楼自杀身亡不只轰动一时，同时也造成模仿效应。叶兆辉指出，传媒对自杀案件深入的报道容易使一些患上精神病、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或对与死者生前背景及遭遇类同的高危人士，模仿采用同样的自杀方式，产生自杀动机。因此，传媒有社会责任宣导正确的价值观。在报道自杀事件时，必须考虑到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第二，在2002年，荷兰通过《应要求终结生命与协助自杀法》（Act on Termination of Life on Request and Assisted Suicide），成为合法安乐死的国家。申请安乐死的人，只要通过法律规定的审核标准，年龄超过12岁及经过医生评估确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明显的解决方式，就可以按着当事人的意愿进行合法安乐死。笔者认为这是很荒谬的法案，若医生没有能力和解决方案就可以合法化的允许患者结束自己生命，那是医生对职责的妥协，那更是与行医理念背道而驰的。

合理化自杀是对生命的轻看，更是对生命创造主的不尊重。我们不是生命的给予者，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剥夺或刻意的停止生命的延续。在这强调人权和自主的时代，人们想尽办法合法化与道德伦理相背的事，如同性婚姻和安乐死等。可悲的是，在人们享受自主和丢掉真理的过程中，他们也正在走向一条自杀且没有盼望的道路。

套用一句老话：“若有勇气去自杀，为什么没有勇气活下来呢”？人生的目的决定生命的内容，生命的内容决定人生的方向。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面对生命中不同的挑战，所以我们要看的是生命永恒的意义，而不是生命中的破碎。

第三，医生没有办法给病人真正生命的盼望，因为真盼望来自于生命的赐予者。笔者深信我们可以在信仰中找到人生的意义和活着的真盼望。然而，波索芬却以爱之名合理化地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是一种自私的行为。笔者听过一个在美国的个案，有位少女也多次被性侵，但她以感恩的心和全然的信，靠她的救主从一切的阴影、创伤中走出来。之后，她进入了婚姻并且成为了母亲，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时代，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倘若您也正在面对生命中的挑战，请不要放弃！因为生命高于一切的财宝和苦难，只要活着我们便可以在绝望中找到盼望的曙光。圣经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牠。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