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外国经济论坛报道，但见美中贸易战炙热开打，国际企业纷纷弃车保帅转移生产线基地，习近平官访普丁之后，即见中俄联手抛售美国债券颠覆美元霸主地位的征兆。外围经济环境转劣，美中两头大象在搏斗，夹在中间的马来灵鹿要如何保命？你问我，我问谁？

看来，首相办公室自今年2月11日宣布成立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后，改革仍无立竿见影之效，经济导向看似任由诸子百家自讲自爽，暴露多头马车各自走的略像。今年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怎样，大家冷暖自知。

我国眼前的经济观，是百鸟争鸣的杂乱，腔调有的偏向狮子吼，姿态摆阵有的像极巨鳄盘口，旁边也有滥竽充数的喇叭手，盗用别人音符胡吹乱奏。这是个人冷眼旁观，欢迎对号入座。

希盟政府报生纸注明的DNA是体制改革、打贪除害和荣华共享。宏观微观经济如何打拼，大家看好来。

第一线、国家银行总裁的经济观：国家银行总裁诺珊霞承认我国预防机制仍有漏洞，特别是银行控制与监管，但她强调，大马绝不允许再度发生另一个1MDB丑闻。所以，今后我国检控系统需要更注重打击高危犯罪，这也是成立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P）的原因。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任务，是帮助国家加强打击洗黑钱所需采纳的措施，以及消融敌视FATP建议的部分国家，赢取它们的合作和支持。但她没说，这些敌视FATP的“部分国家”是谁。

第二点，诺珊霞看到美中贸易战中，国际企业为了规避美国关税，在中国的公司和厂房业务开始外迁，带来贸易转移的正负效应，一边有助于转嫁贸易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另一边也有望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带来约0.1%额外增幅。

至于投资额何时增加，企业产能何时能够提高来攫取贸易转移效益，目前仍然因素不明朗。之前，国行已因贸易战和全球经济放缓双重打击，外围风险趋高而将全年经济成长预测下修至4.3至4.8%，若全年GDP仅增长4.5%，就会创下3年来最低。

因此，国行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仅将考量贸易战引发的潜在损失（特别是中美两大经济体最新一轮的相互报复措施），至于潜在利益，则多数未能纳入计算。

第三点，诺珊霞也关注经济逆风还会持续多时，所以她警告，若以净值来算，我国从贸易转移效益分得的利惠，根本不足以全面抵销贸易战冲击。

对此，首要防御工具，即是避免马币走势剧烈震荡，不为我国的开放经济再添弱点，并将岸外马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DF）市场潜在骨牌效应降至最低，国行因此决定不解除（NDF）禁令，反而更要发展岸内市场，为投资者提供对冲风险的平台，无需再仰赖岸外NDF市场。

但国际金融实况并非完美无缺，尽管国行依序落实系列措施，但美中贸易战隐忧仍打击马币债券需求，造成外资持债水平降至2011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这样，我国富时综合指数是今年首季表现最差的亚洲股市之一，而马币兑美元汇价贬值超过2%，表现落后于菲律宾比索和泰铢等区域同侪。意即，股汇齐齐首创，我国的国际评估等级，刻正严受检视。

今年4月，全球指数提供商富时罗素（FTSE Russell）警告，基于市场流通指标，今年9月可能会将大马债券自其债券指数中除名。依据摩根士丹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我国若被除名，将会导致约80亿美元（约334亿令吉）的资金，自马币债券市场撤走。

针对这点，诺珊霞表示，国行仍与富时罗素进行持续洽商。终结担任国行总裁一年的感想，诺珊霞认为，我国需要一个有效益的宏观经济环境，才能使得投资者和消费者享受到提升商业机会、改善生活素质的实效。

第二线、资深经济顾问的经济观：国库控股研究院高级顾问佐摩教授说，我国刻正面对极差的外围经济因素，也是超乎政府控制能力所及范围，任当朝或前朝都不能独善其身，总之，马来西亚即将经历最艰难的经济成长周期。他吁请朝野政党及人民，应该放下政见，一起拼经济。

佐摩教授最新发出的警讯，也与国行总裁异曲同调，那就是我国刻正面对极差的外围经济因素，直接冲击我国未来的经济成长，中美贸易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陆续显现，而我国也无法幸免受到冲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我国最大的贸易国，再加上我国的许多企业亦投资在中国，中美贸易战势必冲击到在中国投资的我国企业及马中联营企业主干。

固然，马哈迪下属内阁部长早已陆续远赴国外考察，回国后一直鼓吹对外国打开方面之门的论述，视外资注金为救命仙丹。

但佐摩教授驳斥外来投资者是大马经济的“救世主”说法，因为我国和多数国家无异，国内投资占了90%比重，他反要大家思考该如何提升国内投资者的投资。

他坦言，大马目前其实正面对经济衰退，必须检讨经济政策，就算是低成本产油国如沙地阿拉伯，也正在检讨它的经济政策。

此外，他不认同过去20多年来政府处理经济问题所钟爱采取的“经济刺激方案”。他强调，政府目前应该做的，是加强问责（accountability）能力及决策的透明度。

提到“透明度和加强问责”，相信佐摩教授也有同路人。马大经济系教授哥美兹就是其中一个。

向来，哥美兹教授是大力鼓吹监督政治献金的号召者，由于部分政治献金可追溯至政府相关公司，他主张政府理应立法，令政府相关公司更为透明。

2016年9月22日，他在大马法律论坛展示其一项有关政府相关公司与政治献金的研究成果，透露早在第13届大选前，他即曾建议在野党推动政治献金改革，却遭行动党八打灵北区国会议员潘俭伟的推辞，理由是“我们也一样从商人获得资金”。

他更感慨，在野党执政槟城等州属后，竟效法巫统，在政府相关公司安插 “自己人”。这个言论引起风波，时任槟州首长林冠英曾逐一驳斥哥美兹所言，两人更因此争辩。

最近，哥美兹教授再次疾呼，新政府应当撤除所有州务大臣机构或首席部长机构，因为这些州属机构设置缺乏问责制度和透明度，都是不必要的政府相关公司。

此外，各州经济发展机构 (SEDC) 自从上世纪60年代即已存在，因有联邦政府经济规划部派任代表进入董事局，而董事局主席是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问责指标甚具透明度；但各州大臣机构或首席部长机构不但职责重叠，有些甚至没有董事局，全由州务大臣一人独揽大权，不受问责监督。

他建议取消州务大臣机构或首席部长机构，但继续保存各州的州经济发展机构。但他感到遗憾，希盟政府似乎缺乏完成改革的政治毅力，继续让政府相关公司成为政治工具。当初1MDB、武装部队基金局及朝圣基金局之所以滥权出错，就是缺乏问责制度所铸成。

第三线、马哈迪内阁的数据传声筒：最近，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属下的大马工业发展局（MIDA）公布2019年第1季度引进海外直接投资(FDI)各领域跃升73.4%（增额共达293亿令吉），比去年169亿令吉业绩更标清。主要增额是来自美国（115亿令吉）、中国（44亿令吉）及新加坡（22亿令吉）。

虽然有关数据不是来自财政部，但财长林冠英却显得迫不及待，领先发文告宣传，被资深财经编辑P. Gunasegaran评为好大喜功。

这名财经编辑认为财长有关“大马因地理位置、国际供应链的竞争力，正从美中贸易战激发贸易及投资转移趋势中获利”的表述法有欠妥，并举例抨击。

他认为，海外直接投资的谈判是漫长兼复杂的程序，关系到双边利益的来回接触点涉及各自的国家政府、财政部及国行对关税优惠等课题，必须寻求折衷后才达成，不是三几个月就一蹴而就，由不得希盟部长去抢功。

此外，P. Gunasegaran也呼应佐摩教授的看法，提醒大家，FDI尖锐跃升却也遮盖国内投资额的尖锐下降，不忘讥讽财长无法给公众作出详细交代。他评论，希盟政府官场选择性引用数据，报喜不报忧，不是专业的做法。

一切道完，再过几天就是2019下半年了，经济好坏，还是你问我我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