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次见到邹幸彤，她身上都穿着黑或白色的社运衣服，衣服上醒目的标语从“和平占中”、“释放甄江华！”到“平反六四”，透露了她参与运动的轨迹。问她没有其他衣服吗？她说：“平时都没有时间逛街买衣服，每次买衣服的场合都是在组织活动的时候。”

来自香港的邹幸彤是一名执业大律师，除了上庭为人权事务诉讼，香港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也会看到她的身影。

六四记忆与政治启蒙

邹幸彤4岁那年，香港民间社会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参与全球华人大游行，声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的学生运动。

1989年6月4日，坦克车开进北京天安门广场，荷枪实弹的军人清场后，支联会30年来不间断地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为天安门事件的死难者举行悼念仪式。六四成了香港人的集体记忆，香港也成了守护六四记忆的城市。

邹幸彤小学时就被母亲带去维园参与六四纪念会，这也成了她政治醒觉的起点。“那是一种熏陶吧。每年都有十几万人聚在一起，就为了一个诉求，个人的政治醒觉也不会是从零开始。”

事件已过去30年，谈六四还有必要吗？她的答复简单而直接：“事情还没有解决，当时受伤、受害的人还没有得到公义啊。”对她而言，这是对待不公义最基本的态度，也是她纪念六四最大动机。

她也指出30年来六四的纪念会启蒙了许多香港人。“这是反对中共最长、最大、最持久的运动，一个很大规模对中共说‘不’的行动。每年的纪念会其实凝聚了很多人不服从的心理。”

“经历了纪念会我才渐渐有社会不公的概念，才开始去做一些事。”

从剑桥博士生，到走上街头的人权律师

中学毕业后，邹幸彤考上英国剑桥的自然科学系，本科毕业后继续留在剑桥读博士。20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身为理科生的她深感对公共事务的无力。当时她研究地球物理学，负责一个关于地震的长期研究项目，项目设在西藏和四川。川震后，项目在政府一声令下都被取消。

这件事促使邹幸彤下定决心要走社会运动这条路。她无奈地认识到：“对整个国家而言，要的是政治上的改变，不是科技上的进步。科技已经有了，但政治权力没有的话，这些科学研究你都不用谈。”

距离博士班毕业还有两年，她选择离开剑桥，回到香港后加入关注中国劳工议题的非政府组织。之后更考取法律文凭，自2016年开始以律师身分，为社运组织与苦主提供法律援助。

她长期声援在中国境内遭到打压的异议人士，包括两年前过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广东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甄江华、2016年四川四人自酿“铭记八酒六四”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2015年上百名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等。

在香港被标签为“大中华胶”

香港上月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又称“反送中”）受到本地华社广泛关注。当时，香港资深记者卢敬华导演、江琼珠策划的纪录片《我们也许相遇》正好在本地放映。邹幸彤是其中一个主角，她也一同来到马来西亚与观众交流。

在本地，有部分华裔民众自发组织，上街声援在香港发生的示威行动；另一边厢，则有华裔民众在网络上强烈批评“反送中”游行，因此被称为“大中华胶”（泛指具有强烈中华情怀的人）。

对邹幸彤来说，“中华情意结”和“中国民主”之间并没有矛盾之处，邹幸彤所参与的支联会的其中一个诉求就是“重建中国民主”。

在本土意识高涨、要求与中国切割的香港，她的这种想法在香港也被标签为“大中华胶”。然而，邹幸彤说：“真正的大中华胶应该要关心住在中国里的人生活状况如何，而不只基于民族情感。你可以有中华情意结，可是你不需要认同中共政府做的所有事。”

香港人普遍不相信政权

今年6月16日，两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参与“反送中”大游行时，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大型的抗议行动。

对于这次的抗争能够吸引众多香港人支持，甚至促使香港政府让步，暂缓修订《逃犯条例》，邹幸彤指出，相较于主动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反送中游行是抵御性地阻止港府修订条例，参与者对于要达到什么目标、如何达致诉求都较少分歧，因此人们会同仇敌忾地走上街。“这次没有很多规划、不是一步步地组织，而是政府的做法触动大家愤怒地上街。”

由于是个人自发地针对政府抗议的行动，所以“有吸引到新的参与者，各自发起新组织”去参与抗议，而“不依赖一个社运组织”去号召众人参与。

邹幸彤此次也受邀到隆雪华堂主讲“你的一国，我的两制：从《逃犯条例》探索中港矛盾”。座谈会上，邹幸彤分析了香港人对于修订《逃犯条例》的担忧，包括对中国司法不信任；修订条例将破坏香港司法独立；引渡权力归于非民选的香港行政长官，难以问责；港府强硬及快速推行修订，警方甚至以不合比例的暴力对付示威者，激发人们不安。

她说：“香港人原则上不相信政权。我们不能在制度上给他开这个缺口，当你把权力给了他，却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权力，你怎么保证他用这个权力对付谁？”

伞运之后的平衡

5年前，香港民间社会发起一系列公民抗命行动，要求“真普选”，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行政长官。历时79天的占领运动之后，香港公民社会严重撕裂，参与者针对是非暴力抗争或要勇武冲击、运动有无领袖、香港人或中国人的身分展开激烈讨论。历经5年低潮后，反送中游行怎么协调不同诉求与期盼呢？

邹幸彤认为，形势严峻，公民社会达到共识，即“不可能香港600万人都认同同一种方法”，因此众人为共同目标努力，但不要求所用方法是否相同，抗争也因此少了许多火药味。

不同意暴力行为的她说这便是和雨伞运动的不同之处，5年前面对要勇武冲击的人，“你就要骂走他们”，但现在学会共存，“暴力的人去搞自己的集会，非暴力的人就在另一边集会。但不会不把你当同路人，大家都朝着一个目标在做事，只是手法不同而言。”

不担心小部分人的暴力，导致整个抗争被定调为“暴乱”吗？她认为，这么想“就是中了政府的圈套”，不应“顺着这个论述，把运动控制得死死的”，而是应该把话语权给扳回来。

“难道组织者是神吗？本来就不可能控制100万人都跟着你的步伐去走。只要运动的理念和手法是和平的，并不会因为有人做了一些出格的东西就把整个运动抹黑掉。”对于抗争运动的想像似乎重新被打开，一场运动宛如一个生命体，也有自我生长与发展的机会。

崛起的中国与香港的历史责任

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迅速崛起备受瞩目，身为人权律师的邹幸彤提醒，不应忽略同时在扩张的极权主义。她形容，快速崛起的中国宛如一只巨兽，而香港的重要则是处于“对抗极权、捍卫普世价值的最前线”。

“（中国）专制的思想和控制不断地输出给全世界，以控制世界局势。比如他们参与联合国时扭曲人权的话语、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实实在在地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她认为这是捍卫普世价值所需要做的事，是人们“要共同警惕的，要不然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由和人权可能会慢慢失去”。

她形容，这种控制在国外的华人群体之中特别明显。“刚过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和中国留学生谈六四、谈人权自由是没有问题的。快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意识到，这些活动肯定会有线人，会有人写报告；大使馆会关注你每天的行踪。这种控制是没有国界的。”

在这种形势底下，邹幸彤认为香港的抗争承载着历史的责任与使命。“是世界大势把香港推向一个浪尖的位置吧，你想想看中国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抗争。在中国统治下香港还有条件做这种大范围的运动，无可避免地承担了很多期望和责任。”

“就好像六四要接着去说，我们不说，这事情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