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房子很简单，都是一个小群组可以自立建造的，只要能找到一块地或一方水，从山里取木，或地里挖土，就可以解决居住的问题。在今天这个功利社会层层的架构下，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再独力做到这一点，撇开结构的复杂不谈，只是要得到一块可以让人独立建筑的土地，就已经无法想像。我们必须和一大伙人一起来分担土地的价格，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单独决定房子的材料选择或空间需要，也都被隐去了个人的身分特性，成了路人甲、乙、丙、丁。

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商出现了，他们集资购买土地后，聘请建筑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为一群没有脸孔的客户设计出想当然的房子，过后就会有各个传销人才被聘请，为这一个案子想像最吸引人的标题，铺排各种活动；也要建造起样板屋，请来室内设计师打造梦想的国度（通常和设计好的平面图会有差异）。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人们或搬进来，或出租，或转型为“爱彼迎”（Airbnb）,可能又是一轮装修改造。

从20年前一套1000平方呎的房子价码在20万左右，到现在的动辄40万，已经翻了一轮，而这还不把家私等计算入内。可是20年来我们的薪水并没有翻倍，本来30年可以拥有的房子，如今得过两代了。“居者有其屋”变得有点遥不可及。

可是新加坡似乎在那逗点大的土地上制造了一个奇迹。1947年英国房屋委员会报告指出：“新加坡有一个世界上最糟糕的贫民窟，是文明社会的耻辱”。在另一份建屋发展局文件中提到，预估在1966年，30万人口将居住在棚户区，25万住在郊区或市中心肮脏的店屋里。可是这样的预言没有实现，1960年建屋发展局（HDB）取代原有的新加坡改良信托与建屋发展局，鸽笼一样的组屋一排排、一栋栋建了起来，如今接近90%的新加坡居民有屋可居。

夜莺模式──购屋者决定自己的公民房屋

澳洲也同样面对屋价高昂的威胁，曾经屋价是一人两年所得的价格，如今要延长到8年，估计到下一代会来到25年所得，购买房屋已变成奢侈。澳洲政府没有新加坡政府的铁腕魄力，反而是一位墨尔本建筑师Jeremy McLeod，和其他6名建筑师开始了“夜莺模式”（Nightingale Model）──可持续性公民房屋计划。

建筑师和投资者集资购买了土地，决定了可以接受的建设成本，设定了投资回收率（15%），把中间人都切割了，直接面对通过选票入围的购买者。这项建筑项目最大的指标在于它的可持续性：它必须尽可能不设空调、在路面层和当地社区连接，甚至设有公共洗澡间供游民使用。至于平面空间设计，完全是以购屋者的意愿为主导，在他们的第一个项目里，当98%购屋者决定放弃停车位时，每一个单位的成本就降低了1万5000，当大多数人愿意使用共享洗衣间时，每一个单位的客厅可以获得多出来的2平方米空间。省下来的费用如果不能转移到其他的设施，就会汇入公民房屋的共有户头供未来维持费用。当这些人终于搬进“夜莺”时，他们都有了共识，也不再陌生。

Jeremy为了更进一步确保公民房屋不被投资者利用，让每一位购屋者都签下同意书，不可以高过购价加上通货膨胀率的价格转售，也不可出租他用。读到这里，你是不是隐约看到了共产的精神？对了，在他未来的几个项目中，也将试验德国公共房屋的模式来达到更平衡的经济可持续性。

当建筑师在大多数国度里被小众化和贵族化，Jeremy却把建造当作一种“社会群体活动”。与其说这是一个建筑项目，倒不如说这是一个建筑社会起义的运动。

 

（网络来源：http://rolandpostma.com/veer-1/2018/4/29/housing-vacuum-nightingale-village-information-n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