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台湾公共电视台推出的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尚未开播就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大家拉长着脖子，终于等到了这一部触及台湾近年敏感议题“随机杀人”的影视作品。第一集播出后，就有很多迫不及待的评论在网络世界流窜。一直到剧集播完，无论剧本、演员、对白都普遍得到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和赞誉，真正指向的是什么？

如何去定义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往往有两个层面：一是作品的技术层面，包括剧本、演技、摄影、剪接、音乐等；二是作品有没有办法传达讯息给观众引起思考和回响。最好的作品当然是两者兼具的，次者是二者得一，最劣等的两者皆无。

艺术性和影响力哪一个对一部作品来说更为重要？这问题首先涉及的是观看者对影视作品的要求和定义，因人而异，不应该只有一个答案。成功的表现手法会加强作品对观众的感染力，但感染力对多数的观众而言往往与“煽情、狗血”成正比。有一种被视为与之对立的，称为“艺术片”的东西。很多人在说一部片很“艺术”的时候，意思通常是负面的反讽，“不知所云”才是他们真正的评价。而“艺术片”的内敛表达，也有一些“艺术片”的重口味超越常人的负荷能力，却刚好符合某些群体的倾好。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品味无关高低，只是人各不同，环肥燕瘦各有所好而已。

韩国电影《熔炉》就作品本身而言非常煽情，不太符合我的审美，但它让韩国社会重新审视国家法律对性侵量刑的标准，这方面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香港电影《十年》技术粗糙，却因为主题反映了香港政治环境的窘迫，而引起社会的极大回响，在由业界票选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中被选为最佳电影，可见这股焦虑和恐慌的蔓延了整个香港社会。这两部电影的影响与传播力在社会文化领域的价值，远超过它们内在的艺术价值。

10集里容不下太多面向

是的，兜了整个Putrajaya那么大的圈，本文其实想表达的只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至少以一部电视剧的制作而言。它与“神剧”的距离，搞不好比我们与恶的距离还多了那么一点点。难得有机会来谈“随机杀人”了，编剧太贪心的想尽可能把所有面向都纳入。奈何只有10集，要嘛专注经营探讨随机杀人犯的成因，要嘛好好谈媒体的角色如何催化社会仇恨，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承受的伤害，哪怕只认真经营其一，也应该比全部都点到即止来得更深刻。

饰演人权律师王赦的吴慷仁确实是台湾近年难得的好演员，论表现惊喜却比不上《白蚁》和《恋爱沙尘暴》。剧本不够仔细让角色的合理性在很多地方都欠缺说服力，尤其他在最后两集的“迷惘妥协”到“找回自我”，比希盟的U-turn还快得让人措手不及。让受害者家属和加害者家属在同一个职场工作，还要同是剧集讨论的重点场域——媒体，这种双重巧合的剧情安排固然是为了方便和简化枝节，却很难让人信服。

李大芝的扮演者陈妤是本剧最大的败笔，以为光靠着皱眉头和瞪大眼睛就是在表达哀伤与愤怒，“哈哈哈”忘忧大法的演绎方式更是尴尬到笔者的荧幕都长出了尴尬癌。她是故事的中心，枝节都围绕着她发生，然而这么关键的角色竟然是全剧演技最差的，非常破坏观赏值。台湾不乏比她出色的演员，光是同剧的演员曾沛慈（应思悦的扮演者）或林予晞（宋乔平的扮演者）都更能胜任。

正名的同时也在污化

当大家沉醉在王赦的太太美媚的甜蜜宣言“他赚的钱都交给我”时，我在思考的是，只接法律扶助案子的律师，每件案子只有台币几万块的补助，要耗费的时间却是以月甚至年计算，不只可以在台北养一家三口，竟然还有余钱可以交给太太，这么不可思议且离地的叙述竟无人质疑。

林哲熹饰演的应思聪，视觉失调症患者的表演过于刻板，明明剧中的精神科医生已经说了，现实中这些病患做出伤害他人行为的比例比普通人还要低很多，剧本还是不能免俗的多次出现他失控挟持试图伤人的戏。强调为精神病患者正名的同时，又跳脱不了污名化他们的传统。当应思聪发出求救的呐喊“为什么是我？”，宋乔平的那一句“因为你比较勇敢”竟然再次得到赞赏。然而对精神疾病有些许认识的人会知道，一般人理解的阳光鼓励话语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有负面的反效果，不能轻易说出口。而林予晞事后在脸书表示这句台词是剧本里面没有的，是她有感而发的临场发挥，却不是正确的示范。

上述的种种问题是在一般的评论里看不到的，因为相较这些，大家更注重一个严肃的议题被关注，政治正确盖过了技术层面的缺失。当然本人对于这点也是给予肯定的，只是回到一开始说的，最好的作品应该在主题思想和艺术表现兼具。《我》已达到其一，如果在细节上再加强，会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