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6月至7月，香港不平静，反《逃犯条例》（反送中）运动至今持续发酵。2400公里外的马来西亚也在关注，不妨回忆你我对这场运动的关注从何开始？是7月14日警民流血冲突、7月1日冲击立法会、6月16日的200万+1人、6月12日警民冲突，还是更早以前6月9日百万人游行、5月份香港不同领域人士的联署反对、4月28日的13万人游行、3月31日万人上街……

谈起抗争，马来西亚人或许不禁联想起过去轰轰烈烈，10年内的5场“净选盟”集会。坊间不少人拿此次香港抗争与净选盟运动相比，有人批评暴力，有人上街声援。一场抗争运动带来两极舆论，或许是因为各造对社会运动（社运，Social Movement）的想像不一。

社运是什么？马来亚大学国际关系与策略研究系高级讲师邱颖慧提醒，社运没有既定模式，采用什么方式、策略都因应政治情况、当权者反应而不断调整、进退。看待近来香港的示威活动，也应从当地政治现况和运动长远发展来分析，不能与马来西亚情况直接比较。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冯依健

“社运在马来西亚也不是新鲜的东西。”马来亚大学国际关系与策略研究系高级讲师邱颖慧解释，“社运”的定义其实很简单，一群人聚首为同个目标抗争的集体行为。

早在马来亚时代，反殖民运动蓬勃，1947年的大罢工（Hartal）抗议英殖民政府提出的联邦宪法。独立之后，1960至70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998年“烈火莫熄”（Reformasi）、2007年至2016年的5场净选盟集会（Bersih）、2018年反《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集会、今年3月份的国际妇女节游行，都是一场场运动。这么随手一列，社运在马来西亚真的不是新鲜事。

然而在马来西亚，“Protest”（抗议）、“Movement”（运动）似乎是被污名化的字眼，人们一看就觉得不应该，甚至认为在“反政府”。其实不然，看看从前美国发起女性罢工争取女性投票权、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维权运动，都不是反政府，而是争取权益。

会有“反政府”的误解，邱颖慧认为是长久以来，我国教育制度并没有把示威、运动当作正确行为。最直接的例子是净选盟运动，不时被时任政府强调为非法活动，“上街抗争不是这里的文化，是西方的文化。”以声援巴勒斯坦游行为例，同样是示威活动却被允许进行，就可明显比较出过去政府对示威活动采取双重标准。

“若谈真正的民主，抗议并没有问题，而且警察的责任是‘Facilitate’（促进、方便），确保示威活动和平顺利进行，而不是‘Control’控制。”

另外，一场社运发展开来，有时会引发反制运动（Counter Movement），譬如净选盟4.0集会后的“红杉军反净选盟运动”。一场运动影响力够大，才会有反制运动。社运也可以发展成政党。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催生了公正党；香港新政党香港众志（Demosistō）也是在雨伞运动后成立的。

社运，不只上街而已

当然，请别以为社运只是上街，那只是其一手段。你我可以想到的名词：示威（Demonstration、Rally）、游行（March）、罢工（Strike）、占领（Occupy）、集会（Assembly）都是社运不同手段，来抗议（Protest）和争取某些事务、权益。平静低调一点的方式有发起请愿（Petition）或发表文告（Statement）。也有社运始于非常激烈的方式。2010年突尼西亚一名青年自焚后爆发“茉莉花革命”，进而发展成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

选择什么抗争手段，胥视当下政治情境和局势转换、表现手法的意义和效果，以及时机。邱颖慧举了3例：1999年“西雅图风暴”（Battle of Seattle），示威者包围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现场、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学生占领立法院，以及此次香港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它们的共同点是，示威者要阻止立法议员讨论，而政府机关是立法场所，具象征意义。”

社运往往选择别具意义的日子，例如香港冲击立法会发生在香港回归纪念日。2015年净选盟4.0在独立日前集会倒数，为表达国家尚未真正独立。

再来，社运手段讲求吸引注意力，最好获得媒体曝光。这不免让人想到“红杉军”领袖嘉玛尤诺斯，又是砸酒瓶，又是穿浴袍。当嘉玛的动作越来越多，有些人开始提议别再报道他的新闻，增加他的曝光率。不过，邱颖慧认为，他背后有靠山是公开的秘密，不能和真正的社运相提并论。

冲击立法会不是Violence，而是Disrupt

每当社运发生冲突，媒体常形容“抗争行动升级”，邱颖慧不以为然，称之为“策略改变”（Change of Strategies）。“如果和平抗争有效，当然会继续，谁不想要和平呢？”社运最重要的是持续施压，当情况有变，原本抗争方式行不通，才会换另一个方式继续争取。

她观察，香港抗争一开始是和平的，但是香港政府先是忽视，坚持二读，后再宣布“暂缓”条例，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搁置”条例和其他诉求。原本和平抗争没有效果，他们才不断改变策略。

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被诟病为暴力行为。邱颖慧不觉得那是“Violence”（暴力），而是Disrupt（破坏、干扰）。她举出暴力抗争的例子是阿拉伯之春，伤亡惨重。

再以净选盟组织为例，一开始他们以搜集选举舞弊，举办论坛、推广选举教育为主。“其实他们想见选举委员会（去提出诉求），但是见不到面。”当这道门被关闭，净选盟才采取其他方式。最终，2007年第一场净选盟运动的出席人数出乎意料，也为2008年的308大选带来冲击。

净选盟运动一直强调和平，与马来西亚的政治氛围息息相关。“种族冲突的阴影还在每个人脑海里，政治人物也会挑拨种族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点差错都会被当时的政府放大为‘暴力’。”考量得失，采取激进手段只会让更多人不再支持净选盟运动，是以主办方一直强调和平。

当时政府也常指净选盟运动支持者多是华人。面对这种情况，净选盟2.0当时由印裔的安美嘉和巫裔的沙末赛益共同领导。从一开始马来西亚人不太能接受“上街示威游行”，到后来剔除种族困扰，成功号召各族群上街，她认为，净选盟运动是借由网络社交媒体动员、1MDB丑闻和马哈迪在巫裔群体的号召力。

“上街”容易，退场难

社运其实也是抗争者与当权者的心理战。抗争者诉诸什么行动，当权者如何回应，都会互相影响下一步动作。

净选盟集会始于2007年，刚进入前首相阿都拉时代，他的个人形象比较随和，也强调改革。从马哈迪踏入阿都拉时代，政治氛围转变，公民社会有较大的空间。“当时对政治不满的人已经很多，非政府组织、反对党都认为应该要把握机会，所有的不满和怨气终于有地方发泄。”

一场运动爆发，当权者镇压往往会有两种效果，一是噤声，人民真的非常害怕，不继续运动；二是适得其反，镇压得越用力，人越不怕。一开始，净选盟运动受到政府大力镇压，结果是人们更加愤怒。

邱颖慧解释，政府起初逮捕很多人，人们反而觉得有伴，心理也不那么害怕。当净选盟的声势越来越浩大，政府反而不怎么逮捕人，让人觉得上街不能带来改变，感觉抗争集会像是嘉年华。就算逮捕，政府只逮捕时任净选盟2.0主席玛丽亚陈一人。不过时局已经改变，政府此举的效果不大。

倘若社运维持好长一段时间仍僵持不下，该如何退场？邱颖慧直言，“很难说。”

马来西亚的情况，烈火莫熄运动因为安华入狱而默默退场，净选盟运动时示威还是“违法”的，因此维持限时解散方式。

一般退场机制不会只有一种计划，主要得考虑诉求能不能达成，长期抗争需要很多资源，抗争者能撑多久？抗争者一直看不到结果也会产生政治疲惫（Political Fatigue）。邱颖慧提醒，此时民粹主义很容易崛起，人们等得不耐烦，而倾向支持民粹主义，诉诸最快而简单的方法。她举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广杀毒贩来解决毒品问题，便是这样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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